当前位置

: 首页散文随笔 杂文论文 查看内容

渐行渐远的文化馆

黄杏醉南风 2022-11-2 17:55 4351


  那天,我去团市委借阅材料,无意中看到绿树掩映里文联的招牌,就像久于游荡的孤魂野鬼突然看到属于自己的坟冢。我愣在那里。我站在三棵银杏合成的树荫里,久久地,看着它,掏烟的手竟在发抖。

  我一夜无眠,翻来覆去自己跟自己说了一夜的话。我需要有个娘家,听我诉说心中的委屈、前途的跋涉和我这几年的困惑。

  第二天,我挑了一期朋友办的杂志,两篇自以为还拿得出手的稿子,惴惴不安地骑车前去。

  转上楼,走进办公室,见空荡荡的屋子里,摆了张长条形桌子。桌子上高高矮矮一群开会似的茶杯,七八只灰头土脸。墙边,你挤我挨,排了大大小小的盆景。吊兰、金虎、文竹什么的,或许缺少雨露阳光,焉头耷脑的。墙上悬挂的几面锦旗,红底黄字断胳膊少腿。南墙顶头的一隅,一张狭小的办公桌,乍一看像只蜷缩在墙角里的蜘蛛。

  “你是……?”蜘蛛的主人站起来,迎接我。高额头,矮个子,眼镜。——似曾相识,哪里见过?

  我递上杂志和习作,作了些自我介绍。他从厚厚的眼镜里对我泛了泛熊猫似的眼睛,不加任何修饰地介绍自己:“朱XX。”

  朱老师?!怪不得——

  七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我二哥擦去脚上的泥巴,借调到县文化馆,搞群众文艺创作。星期天,妈给了我一双布鞋,让我去城里给二哥。二十里地,别说那天上人间的文化馆,就是去城里的路,十一岁的我也难保不走错,叫我怎么送?妈说,你呀!也不小了,得学着做点事。人一辈子,不识人没饭吃,不识路不碍事,路就出在嘴上啊。我头顶气鼓鼓的太阳,脚板踩着发烫的路面,怀里揣着报纸裹了又裹的新鞋,战战兢兢来到城里,一路问,文化馆在哪里?先后在男女老小十数人的指引下,最后跨过一座桥,找到了一座绿荫森森,古木蔽天的院落。

  这院里铺着青砖,即使骄阳七月,也仿佛湿漉漉地冒着凉意。我当时念过的课本上,永远不会有沁人心脾这类词,只知道赤脚踩上去,不是一路上乡间灶膛里烘过的土路,而是冰棍一样的凉爽。我在门口一个正在洗头的女人的指引下(世上竟有这样白、这么漂亮的女人?)绕过一棵参天古槐,走进一间两开扇大门的大房子——这房子又高又宽,比我们生产队的仓库大多了——二哥听说“你弟弟找你”,从床上翻起来,看到我,高兴地搓着双手,替我擦过脚,让我挤在他的单人床上一同睡午觉。

  说是睡午觉,其实是在听另一张床上蚊帐里的一个人讲故事:再说那年高桥先生带着他美丽的妻子枝子从横滨横渡上海,找到他记忆里的普陀区胭脂巷。一看,哪里还有他的家?哪里还有南货店?呈现在他眼前的,是被日本鬼子狂轰滥炸后的一片废墟……我对面的蚊帐里,传出个混厚的高低错落的男中音。这声音如凌空抛出的一道绳索,紧紧地捆住了少年的心。我凝神屏息,大气不出,心情跟着故事,时儿悲痛,时儿欢快。偌大的屋子里,那饱含了激情的声音,像只飞来飞去的鸽子……在回荡,冲撞。偶有“哦”“啊”的感叹,不定时地从同样下着蚊帐的几张床里响起,使我知道,在听故事的,不止我们弟兄两人。

  啊,这世上还有这样的故事?到如今,我一直以为最好听的故事,莫过于财福老师在课堂上念的冬子了。冬子妈从被还乡团包围的熊熊燃烧的屋子里甩出一个炸弹,竟没有将胡汉三炸死,激起我心中无比的阶级仇,民族恨!

  ……我撩开蚊帐的一角,看看门外院子里披着骄阳的绿树,看看被墙边那棵国槐遮盖着的铺了青砖的地面,看看屋顶上一根根染成红色的木橼,想:真好啊,文化……多么好!

  (事后,二哥还专门给我补了那故事的头和尾,并且告诉我,那故事叫《音乐的眼泪》,那天讲故事的,是文化馆朱老师)

  从此,“文化”两字,就像一枚种子,植入我心里。

  “好啊好啊,不错。”朱老师放下我的稿子,不经意地从窗台上的笔筒里,拿出支彩笔,在我的一篇短文的最后一句,添了个“乎”字。我接过一读,原来的一句很平常的陈述句,祇因为多了个黑乎乎的“乎”,一下子变成了反问句,变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并且原先一般读者可能含糊的意思,变成了林中响箭,飞速而去。“真不愧前辈!”我暗暗生敬的同时,不觉对我带来的杂志有几分汗颜了。因为来之前,我曾考虑带什么见面礼,既是去文联,总不能一文不名吧?但是我们的杂志,不是纯文学,五花八门,乱七八糟,既有散文小说,也有服饰美食,甚至性讨论。“这有什么?蛮好的呀,食色性也。”朱老师好像看出了我的不安,一边翻看栏目,一边欣赏着装帧,大度地包容了我。接着,他泛了泛镜片里大熊猫的眼珠,说,“小黄,你长得很像我原先的一个同事,跟你同姓。”

  “黄坤。”我笑了笑,说,“朱老师,你是说我二哥吧?”

  “对对对,你是他弟?!”

  ——啊老师,你不可能记得我,我却在少年时就将你烙了印。

  “咦,还真像。黄坤的弟弟!”朱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赶紧把我介绍给办公室里的两位同事,同时也把一直在默不作声地忙着的他们介绍给我。“这位是搞音乐的潘老师。这位是摄影家协会的王老师。呵呵。”(我后来有幸听过潘老师的演奏。王老师十六年后变成了我的亲戚)

  接下来我们的交流又随和了许多。主要是朱老师帮我看病。或许是文学创作本就是个体劳动,再加上文人相轻的毛病(不是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吗?)我在这座小城,几乎是孤军奋战,白天处理女人与男人的爱恨情仇,晚上闭门造车,挑灯夜战,耐不住寂寞的时候喝酒睡觉,眼睛一闭,宠辱皆忘,管他谁又大发了!

  真的吗?不是真的。真的充耳不闻是不可能的,我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天还在吃五谷杂粮缴N种费呢。因此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对人对己有什么好处?还不如早点睡,省点电费,养养身体。但是如果一月不写字,又觉得无所事事,更加寂寞,空虚,什么都不在心上……简直是堕落。难道我得了精神病?因此我需要请教的,倒不是文章该怎么写,而是根本上要不要写的问题,君不见不需要这劳什子的反而活得更舒坦么?

  简言之,五个字:“文学的困惑”。

  朱老师听了我祥林嫂的唠叨,笑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困惑。知道邓刚跟大学生们的讨论吗?有人问:人不吃饭不行,不穿衣服不行,不看小说还不是一样活?邓刚答:动物不看小说,一样活,但永远是动物。”

  ……我们聊着。我们还聊了一些其他事。比如,我问,“我们文联有自己的园地吗?”他答,“有。《古城文艺》。出过两期,没钱了。也曾经试图回收些本钱,继续出下去,组织了人去车站码头卖,没人要。”笑笑,指了指靠墙边的壁橱,“你走时,送你些。”“上面就没有下拨经费?”他说,“文联是群团组织,经费非常有限。而且,你们的娘家是这里,但真正写出了名堂,成名成家了,功劳在宣传部、文化局。”说着又向我翻了翻大熊猫的眼睛。“但人还不是一样的活!哪有这么多计较、苦恼?真正埋头苦干的人,情绪少。”

  已近下班,我们一同向楼下走去。不是说君子之交淡若水?我正奇怪既已相知相交,何必将辞行搞得这么礼貌,还要送我?他却伸手一指楼梯间:“小便。”

  后记:我记忆里的青砖铺地的文化馆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国城市一个面孔的商品高楼,我不能哀伤,因为它是现代化建设的象征。至少,那参天古木犹在,郁郁森森,像个世纪老人。有时,我会在落日余晖里,走到他身边,摸一摸,抽支烟……
分享到:
收藏 邀请

最新评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