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现状思辨录
| 现在普遍的社会认同是：如今的诗歌日渐趋于边缘化，更多的人着重于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主要是现在形势如此，诗歌哲理性太强，又太过晦涩，于是不容易引起关注。 对于这样的声音，我想讲的不是诗歌与文学本身，而是社会科学。社会，是人的总集。也就是说，只要让足够多的个体发生了变化，就等于让社会产生了部分的转变。而如果一个群体范围内的全部个体都被影响，这个群体便被改变了。而如果“这个群体”等于所有人，便等同改变了这个社会。而人，是相互联系的，是可以联动的。只要契合点合适，牵一发而动全身，未尝不是一种可能。 可如何使足够多的个体产生变化呢？这便需要一种绝对的影响力，在如此的影响之下便产生了一种机遇。机遇可以创造，也可以等待。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创造机遇，那便只有秣马厉兵了。而如果你有鸿鹄之志，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让自己成为这种绝对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必是本业上的吗？我是说改变中国诗歌的现状，就必须出一个旷世的大诗人不可吗？当然不。我们希望一个大诗人的出现，但这绝不是唯一的途径。 我想，文以载道。但是光用文学改变世道是难的。那什么才最能改变世道，最有效的改变世道？我在这里狡黠地留下一个微笑，天机不可泄露。而可以说的是，用那最实效的方法改变世道，世道就会向着真善美的完美境地发展，而在改变的世道下，诗歌还难吗？对，你们也开始意识到了，要解决问题，就要有效地发现矛盾。从大处着眼，就晦涩而言，晦涩的原因是沟通的缺乏。作者不愿意说，读者懒得去懂。当这两者同时成立时，晦涩就产生了。而作者和读者在此时却玩起了你不动我也不动的游戏，谁都不肯先动，于是就造成了当下诗歌的窘境。而解决沟通缺乏的最佳也是根本途径，则是整个社会，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之间产生更大也更为汹涌而真诚的热情。人们之间的热情大了，作者自然愿意创作出更能与人交流的作品，而读者也更愿意倾听、思索与发问。问题便迎刃而解。 我说这些，是想说诗歌的问题不在诗歌本身，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更温暖了，为文学提供的土壤更肥沃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不是我们就事论事地讨论，在现有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措施。所有矛盾的解决，都在于希望。而有希望的，永远是未来。所以说，为人学之所先、学之所重，更在社会科学。所谓“功夫在诗外”，要解决一个问题，要号准它的脉，必须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找到一条可以直达问题生发之处的线索。明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什么，而不是“我们”需要什么。着眼的重点，决定了成败。 重点决定成败。普遍的观点会认为我在空谈，对于中国诗歌的未来，他们这样向我探求道：你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吗？除了唐诗一直影响着国人，并让国人以此为傲外，《孔雀东南飞》、《离骚》也是经典之作。而当下的时代，作品在哪里？我本想回答“作品是有的”，但那就落了重点错误的窠臼。我最终的回答是：例子是“现有”的，而作为着眼于未来的人，你是希望他从已经死去的东西上找到一点什么吗？是的当然，那就是线索。什么样的线索？能抓握住时代发展脉搏的线索。而如果你的例子不足以代表时代的发展，尤其是这一类事物在当下的发展，例子便是无力的。我是想说，旧有的诗词不足以对现有的诗歌体系说明些什么。而当下的诗坛在我的眼里，是泥沙俱下的，却也恰是百废待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跳出“中国地图”而进入“世界地图”的话，纵观浩浩五千年，如今的诗歌文学正处于一个触底反弹的“拐点”。看看如今的诗坛，还有比这更糟的群像吗？既然没有更糟，便说明一切即将好转。这是一个像我这样有“大局观”的人可以轻松看到的，而许多个正读这篇文章的“你”还尚且不行。所以我还是要说，要学好文学，先学好社会科学。用更宏远的眼光看问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而我更想说的，其实是“我可以”。我希望更多的人都能自豪而高傲地说出“我可以”。试想一下吧，如今诗歌的天下，是大乱的天下。乱世，是英雄的福运。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泥沙俱下的年代，并且也必将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年代。而且，人人有成为英雄的资格，人人有称霸天下的权利。民心之所向，功名之所成也。我想三国情结如斯浓重的国人，不可能不熟悉我所描述的这番景象。所以为什么当下怀着文心的赤子们，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自觉，以为我就是黄河、我就是泰山，以挟岳超溟之势而成为那个足以影响全中国的诗人呢？那只能说我们在一个需要英雄、呼唤英雄的时代缺少英雄。我们缺的不是英雄的个体，而是英雄的群体。而这个群体并非没有，而是被我们的保守、自卑以及妄自菲薄枷锁而潜藏了。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人带着自信说：“我就是传说中的谁！”只要呼唤起了我们的年轻的英杰们真正的豪情，我们的时代才可以不去忧虑和悲哀些什么。  已同步至 蓝草地的微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