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四村之红旗村

　　红旗村是由七台河村演变过来的。1918年成立勃利县前，七台河村j就诞生了，当时归依兰县所辖。具体时间连老辈人都说不清楚。估计上个世纪初就有七台河村了。尹道台从依兰往密山修路时，曾在七台河住过数日，才前往茄子河的。从前，红旗村人住的房子都是用草披的，砖瓦房很少见。那时，红旗村盖房子挺省钱。割几车草，拉几车木头，就算备完房子的木料。把草一缕一缕地拧成泥巴辫子，埋上几根木桩，泥辫子围绕着木桩往起垒，留好门窗，一直垒到屋檐高，棚上盖，用草一披，就算把房子盖好了。往里一钻，照样度时光，生儿育女。

　　

　　伯爷亲眼见蛇伤人的情景。那天，他到草塘里割草。老远，见同村的二胖子慌乱地挥舞着镰刀。碰见野兽啦？也没见到野兽啊？喊他几声，也没听他言语。伯爷忙向二胖子身边跑。没等跑到近前伯爷看清了，一条胳膊粗的蛇正缠着他呢。蛇头和蛇尾巴被二胖子割断，可身子仍紧紧地缠勒他。只见二胖子的眼珠子往出鼓，嘴巴张得老大，干嘎巴嘴，就是说不出话来。伯爷赶忙冲上去，三下两下，把蛇身搂断四五截，抖落到地上，仍欢蹦乱跳呢。那天，二胖子和伯爷把搂死的蛇捡回家，洗涮干净，全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事后，二胖子仍心有余悸，絮絮叨叨：“若是毒蛇，我这条小命早归西天喽！”

　　

　　五六年秋天，张大哥就让狼撵过。那天，他牵一匹小马往家拉苫房草。小马贪吃路边草，走得慢。他折一根一米长的棵条儿，打着小马往家走。前边有片小树林，他怕遇见狼，跳上草车驱赶着小马快走。没走多远，小马不走了，怎么打也不走。真的遇见狼了？他跳下草车，去牵小马。小马打着颤，直往他身上靠。他明白了，环顾四周，果然见前方二十多米远有一只大灰狼，正在做扑冲姿势。他急中生智，将打马棍当做枪，腿跪地，瞄准了狼。狼见状，掉头便逃，他重新驱赶小马，往家跑。跑了一程，狼未闻枪声又迎头扑来，他又做射击状。这回却不灵了，狼未跑，也未停，放慢了脚步细端详。恰好，他脚下有一鹅卵大的石子，匆忙抓起来，嗖地掷向狼头。只听嗷地一声，狼掉头便逃。没曾想，他平时练就的“飞石子”功夫，真的派上用场了。

　　

　　夜里常常听见狼嗥。其声似小孩闹夜，女人哭坟，凄凄惨惨，非常难听。每当听见狼叫，小孩的头发根儿都发炸，吓得直往父亲的被窝里钻。据说，狼有两个目的：“一是施威，使家畜胆寒，以便逞凶；二是招集同伙，扩大战斗力。红旗村人家都用柞木条儿围成篱笆寨，用来防狼的侵扰。狼也真够有本事的，一米多高的篱笆，也挡不住它。狼和狗一般大小，最大的百斤左右。可是它跳进猪圈里，能将二百多斤重的肥猪背出篱笆寨，真是够绝的了。猪见到狼，当时就吓瘫了，任其摆布。平常，肥猪是跳不出一米多高的篱笆寨的，狼先叼住猪的耳朵，再把身子伸进猪的胯下，用尾巴不停地抽打猪腚，猪一惊，往前一窜，狼就势一挺，二百多斤重的肥猪，就背出离笆寨了。

　　

　　狼再狡猾，也斗不过人。半夜时分，一只狼钻篱笆进院，跳进猪圈里叼猪。猪不是好声地叫，全家人从熟睡中惊醒，知道狼进院了，推开窗子呼喊。狼真够狡猾的，卧在猪圈里听动静。他手持木棒直奔猪圈，狼急了，跳出猪圈，打算还钻篱笆逃跑。可是它慌不择路，头伸出篱笆了，身子却被紧紧地挟住，进不得，退不得，硬是让他生擒活拿了。五十年代，北大荒人用篱笆挟狼，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如今，草披房子篱笆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红旗村也很少见到蛇和狼了。老辈儿人给孩子们讲草披房子篱笆寨的故事，他们都不信。信不信由你们吧，反正这都是真事儿。

　　

　　红旗村的祖辈的那套嗑儿是咋说来着？噢，想起来了，是这样说的：“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着大烟袋，嗄啦哈小孩爱，养活孩子吊起来！”对，这就是红旗村风情的“四奇”。怎么个奇法？慢慢跟你唠扯，你也得竖起大拇指说：“奇，真奇！真纳闷了，这红旗村人是咋琢磨出来的这套嗑呢？真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了！”

　　

　　四奇之一：窗户纸糊在外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红旗村人家都是木格子窗子，像蜂巢一样别致美观，还透着古扑端庄的雅、特讲究。那暂不管是富贵人家还是平民百姓，窗户棂上一色用纸糊。据说那暂关里人家的窗子也是糊纸，但人家是糊在里边，这样就可以从外边看到各种花样的窗格图案，那是夸富、显富的标志。可咱这里比关里冷啊，屋里边全靠火炕取暖，一般火炕都紧靠着窗户，这样窗户内外的温差就很大，窗户纸糊里边，容易受潮缓霜，愿意脱落，还容易浸润潮湿烂出窟窿。再若这里的“大烟炮儿”刮得特猛，纸糊里边窗格子就露在外了。到了开门的时候，一股冷风猛地一鼓，整张的窗纸就鼓下来了。冬天的温度特低，零下三十度的时候是最平常的了，稍一刹冷就达到零下四十度！我的天，这么冷的气候若把窗纸鼓下来，你再想沾上去可就难了。咋的？没等糊上窗子酱糊就冻成冰砣了，还不把屋里的人冻成冰棍儿？

　　

　　说到这里，你一定会说：“这纸咱也见过用过，那玩艺一捅就破，沾水就碎，能防雨吗？”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糊窗子的纸可不是一般的纸，它既不是当今的机制白纸，也不是文化人舞文弄墨的宣纸，而是当地人就地取材、开发研制出来的糊窗子的专用纸。要是红旗村人的先辈们当初知道这窗子纸是他们发明的专利，肯定会申请这个专利的。其实看过他们的造纸方法，也特简单方便。就是把用过的破鱼网、破绳头、打碎的芦苇、破衣服、烂被子等废弃物弄到一起捣烂，上碾子压，然后再扔进池子里沤，沉淀之后再捞出来——用细铁丝纺织的帘子轻轻地摆，匀匀地捞，再掸上些豆油，晾干之后就成了防水防潮的窗户纸了。糊窗户纸也是技术活儿，讲究绷得紧、糊得平，这样才既美观又耐用。糊完纸用棉花沾豆油再往窗子上抹一层，风干之后，原来不透明的窗户纸也半透明了，既加强了屋里亮度又加强了纸的强度，一敲嘣嘣响，不起褶、不沾水、不落蚊蝇。巧手的主妇再抽空闲操起剪子剪些喜庆的窗花往上一贴，嘿！那个美，那个俏，美得没法说了，俏得合不拢嘴了，才算告一段落。如此这般之后，任你是刮风下雨，还是扬沙雪，一概不在话下，咋也挺上个一二年。

　　

　　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了。如今是家家户户玻璃窗、大瓦房的红旗村人，“窗户纸糊在外”的景致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再也难得一见了。可一想起那已逝去又值得留恋的一景，还是禁不住感叹；古人云“适者生存”，红旗村人的老祖宗们的的确确生存有道哇！

　　

　　四奇之二：大姑娘叼个大烟袋

　　

　　“大姑娘叼个大烟袋”在红旗村四奇里排得上第二，可谓是见奇不奇、见怪不怪了。可那也是过去的老黄历——翻不得了。现在的农村仍是平房土炕，仍是必备两个笸箩：一个是装针头线脑的，一个是装烟的。你去串门儿，主人先是一句“炕上坐吧！”等你那两条腿往炕上一盘，主人就会把烟笸箩推到你跟前：“卷一支烟吧！”可见如今的农村，敬烟还是一个极注重的待客方式。

　　

　　红旗村产烟，而且是窗户眼儿吹喇叭——鸣（名）所在外。烟草传入中国的“烟路”有两条：一条是经菲律宾贩往东南沿海，另一条就是由俄罗斯经远东铁路进入我国的。红旗村土肥地广。适合烟草生长，后来大多数的闯关东人居下来种起了烟草。于是乎，这玩艺也就在红旗村人的生活中找到了根植的土壤——直到现在，红旗村仍是烟草主要产地。

　　

　　红旗村人的先辈们以游牧为主，顺便干些淘金、狩猎、挖参、凿冰眼掏鱼的活计。除此之外还干啥？消闲解闷的唯一的路子就是抽烟！说到这里你一定会问：“抽烟有啥好哇？”哎，不是替红旗村人争口袋，抽烟的好处就像红旗村人看“二人转”一样，“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若是抽烟没好处，红旗村人会这样美滋滋地对你说这话？恭恭敬敬的给你上烟？好酒者不进茶房，各好一道了！

　　

　　不信？细说给你听：田间劳作，为防蚊蠓叮咬，得抽烟；进山打猎，为防蛇近身，得抽烟；冬天雪大“猫冬”时，一“猫”三五个月，日子咋熬？得抽烟。说来有意思，就连那烟灰也是红旗村人用来止血的灵丹妙药呢，管用得很。还有那烟袋油子，更是止咳平喘、消泻的民间配方呢。若不咋说“关东烟”浑身是宝，一样不能扔、一样不能少呢？再说上山采参，说道更多了：把头（老资格的采参者，挖参队伍的领头人）一声吼“打火堆，点蚊蝇喽！”小打（小伙计，学徒的）麻溜得把早预备好的蒿子沿着参位拢成一圈儿，一把火点着喽，再给把头点上一锅烟，操把扇子一个劲儿地搧。搧啥？让风把烟气吹开，这样把头的周围就不会有坟蠓来骚扰，把头就能专心致志地挖参了。传说老山参都有灵气，稍有移动就会钻土而去。若是因为赶蚊子放跑了参，那罪过你担得起？借个胆儿你也不敢怠慢。

　　

　　抽烟在红旗村早就不是过瘾的方式，而是一种“营生”了。女娃子打小就跟着爹娘操营活计，也就跟着爹娘学会了抽烟。早年间纸贵（总不能用糊窗户纸卷烟吧？）只能选用烟袋抽烟。《铁嘴铜牙纪晓岚》的电视剧看过吧？那大烟袋就是红旗村人抽烟的缩影。红旗村的老汉老妪和壮年汉子抽烟不稀奇，而十来岁的小姑娘也个个手捏着一杆长烟袋，更是红旗村一景、一奇了。说起烟袋的结构，简单得很：有装烟的“锅儿”，通烟的“杆儿”，宜于叼咬的“嘴儿”。看着极有古典特色、极有派头，但这里边讲究也极多。锅儿似铜制为主，大多是手工敲制；烟杆儿则铜木兼有，以乌木为上品；烟嘴儿就是五花八门了，有钱的主儿一色的玉石玛瑙青金石，没钱的贫苦人则多以铜锡为主；烟杆儿上吊一烟荷包，荷包里是半袋揉碎的烟沫儿；系荷包的线绳从袋口扎紧，下边甩着穗头；把锃亮的烟锅探进荷包里一挖，便是一锅子烟沫儿；用手把锅子里的烟末儿压实，再用火边点边巴嗒嘴使劲地吸，烟袋便点着了，话匣子也打开了，张家长、李家短地说得有来道去，没完没了。说够了，一袋烟也抽完了，把烟锅子对准鞋底轻轻一敲，敲净烟灰，再把烟袋往腰上一插，得，拜拜了，该干嘛还干嘛去。

　　

　　大姑娘小媳妇的烟袋最讲究时髦，也最新潮。不说其烟袋多么昂贵，就是那烟荷包就是极讲究的工艺品：先绣上各式图案，再抽穗儿、压边儿、拿褶儿，弄得漂漂亮亮的。没过门的姑娘还经常把亲手做好的烟荷包当作定情物送给自己的心上人……那年景，要看见大姑娘鼓捣烟荷包，长辈们就要细心留意自己的闺女是不是有意中人了。

　　

　　男人和一些经常外出劳作的女人，用的烟袋一般不过尺半，这样外出活动带着方便；上年岁的老妪抽烟一般是盘着腿坐在炕上抽，习惯用细长的烟袋，长度都在二尺以上，最长的四五尺不止。装上烟后自己够不着火，就由晚辈儿给点儿，或者凑到炕上的火盆里去点；坐在炕头上，要想拿稍远一点儿的物件也不用挪窝，长长的烟袋一伸就能拽过来；红旗村人祖祖辈辈都传承着对烟的敬畏。新娘子刚过门儿要给公婆行“装烟礼”，给公婆装袋烟，点上，才算真正嫁到门里。公婆自然也少不了掏“装烟钱”（这和现在的红旗村人“抽喜烟”是一码子事儿）。打过门以后，每天早起的头件事，就是来到公婆的屋里给二老点烟。晚上临睡前也不例外。烟袋在红旗村是必备的器物，也是身份的象征，是权威和尊严、更是一段接近尾声的历史——一段烟文化历史。

　　

　　四奇三：养活孩子吊起来

　　

　　红旗村的孩子是吊着养活的，这话你得信。用现在的时髦话说：“这里的孩子是忽悠大的。”你想，红旗村人先辈们游牧的生活状态和“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劳作模式，能不促成吊着养活孩子的风俗吗？游牧时期的先辈们得追着猎物走，一天跑到晚，孩子太小，抱着又太累，也不方便。男人们便想出个法子，把孩子放在悠车里，系个长布带让孩子的母亲斜挎着。既解放了双手，又能让孩子睡得安稳，还不容易抱驼了背。后来定居下来后，活计太多。男人在外劳作，女人就在家里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忙些家务针线活儿。那时红旗村的蛇虫野兽多得很，小孩子放在地上不安全，放在炕上又容易受热“上火”，于是孩子睡悠车是最好的选择。悠车，又叫腰车子，其功能接近于南方的摇篮。区别在于摇篮是落地的，而红旗村的悠车是悬空吊在房梁上的。小品王赵本山的一句“小孩不睡觉——欠悠”的歇后语，道出了悠车最根本的功用。其法是把悠车吊在房梁上，离地面约半米高，悠车上悬了蚊帐，把孩子放进去，一把，车就荡起来。这一荡，咋也得十几个来回才停下来，孩子的母亲就可借机跑到外屋看看锅里的大饼子，或者去院外给鸡添把食，腿脚快的还能再打桶水回来。回屋一看悠车停了，就再推一把，懒得用手就拿脚一踹，车子一晃起来孩子就不哭不闹，女人就操起纳了一半儿的鞋底接着忙，或者惬意地抽烟袋了。悠车悬空还保证了老鼠、黄鼠狼之类的小动物不至于伤到孩子。车子一晃，小凉风轻轻柔柔地搧动起来。不用搧扇自来风，也免了女人搧扇之苦，也就少受苍蝇蚊子叮咬了。平时孩子躺在悠车里玩耍，车子一晃，车上挂着的小玩具五颜六色地连动带响，唏哩哗啦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孩子看得出了神，便忘了哭闹，女人下地淘米做饭啥也不耽误。据说，努尔哈赤带兵打进山海关以后，把悠孩子的法子也带到了京城。每天从早到晚，皇家的后宫便是一片悠车的晃动声和奶妈子哼摇篮曲的动听小调。不用问，从康熙帝到光绪帝，清朝的天子都是悠车悠大的呢！

　　

　　悠车的好处不仅仅是解放了劳动力，从现在的角度看，还有其科学育儿的一面。悠车一晃，孩子也就跟着晃，不会总睡在一个位置上，便不会使孩子睡偏了头。同时睡悠车时要绑住手脚，孩子只能在车内仰卧，后脑勺压得扁平，不会形成“前奔娄后勺子”，溜肩膀罗圈腿一类的毛病，也算是红旗村人对后代子孙的一大功绩吧？

　　

　　悠车的工艺简单，但却也含着红旗村人朴素的美：做悠车有诸多讲究，要选结籽多的树木，寓意多子多孙；选材多以柳木为主，轻巧不说，与“留”谐音，旧时缺医少药，养个孩子不容易，用柳木做车，企盼着孩子顺顺当当好养活，能留住。裁成薄片的柳木热水煮过，趁热弯成船形，接头处用铆钉钉牢，再安上底板一横梁，四角包上铁皮，穿上皮绳，涂上油漆，刻上“长命富贵、九子十成”的吉祥话，或各种图案装饰；再系上小铃铛，波浪鼓之类的玩具，往炕的上方“子孙椽子”上一吊，红旗村人家的其乐融融便会让人心里一热。

　　

　　孩子过了“首士”——出生后的第十天，就要“上车”。一般孩子本家不自己做车，都是由娘家舅舅送过来，而且以旧车为好。旧车养过孩子，已经“实践证明”能养活孩子，用起来吉利。红旗村人家有借车的风俗。到人丁兴旺的富贵人家去借用过的悠车，特别是这孩子长大后中了举人秀才的悠车，更是紧俏品、抢手货。谁家的姑娘长得俊俏伶俐，女红手艺地道，那她睡过的悠车也就更金贵。大凡这样的人家也以把悠车借给他人为荣，跟谁关系要好，听说人家生了孩子就会主动上门：“那啥，把我家的悠车拿去用吧。”“真的吗？俺谢谢了。”“谁跟谁呀？这嗑儿让你唠的。”“那啥，等俺家的孩子懂事了，让他去给你家的老祖宗嗑头啊！”于是两家的关系就更靠了。长辈们也会时常念叨：“咋的也不能忘了人家的恩情，你是人家的悠车悠大的呢！”

　　

　　睡悠车一般不铺褥子，而是把装了糠的布口袋放在婴儿身下。这样做可以让孩子利尿去火。糠口袋下面还要放几枚“压车钱”，肩、腿等部位用布带绑住，一是防其梦里翻身掉下来，二是使其胳膊腿直，不“溜肩膀”，长大了才能骑马射箭。孩子上车之前，先要把自家的猫放车里悠几下，没有猫或者刚好猫没在家，条帚疙瘩也成，悠时嘴里还要叨咕几套“嗑儿”，以求驱邪，保佑孩子顺顺当当地长大成人。

　　

　　上了悠车的孩子，每天除了吃奶特殊情况外，一般都不往外抱。当妈的也往往是手里忙着活计，嘴里哼着小曲。女人哄孩子的小曲听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却充满了原生态的韵调：“悠啊悠，麻溜睡吧别哭啦。狼来了，狗来了，黑瞎子背着鼓来了。老虎妈子跳墙了，舌头伸出老长了，正趴窗户看你哪。咬猪了，咬羊了，宝宝你可别哭了……”你说这女人哼的哄孩子曲子吓人不？亏得孩子不懂事，要是他们知道老虎妈子是何物，不吓哆嗦也得吓得尿裤子！

　　

　　吊起来养孩子成为红旗村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朴实的美，自然的美，智慧的美，让关里人看了啧舌又翘大拇指。后来，闯关东的关里人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方便实用的养育方式，于是，他们的孩子也是被吊着养大的。

　　

　　四奇之四：嘎啦哈孩子爱

　　

　　玩嘎啦哈这种游戏是关东特产，也是绝无仅有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原始的游戏渐渐退出红旗村人的视线，就是在如今的乡下也绝少见到了。

　　

　　“嘎啦哈”是满语，是指猪、羊、牛、马等动物后腿上的一块节骨，共有四个面，较宽儿凹陷的一面叫“坑”，凸起的一面叫“肚儿”；两个侧面一个叫“砧儿”，一个叫“轮儿”。每逢家里杀猪，大人们便会把那块骨头留下来，四个凑到一副。玩时用布缝个小方口袋，装上砂粒或者粮食，把小口袋往半空中抛，趁布口袋在头上空的当儿，手必须麻利地把炕上的“嘎啦哈”改变方向和位置，然后在口袋掉下来时及时接在手中，如此往复。这是红旗村孩子冬天里在室内进行的一种游戏。此中高手玩起来像杂耍一般，一只手上下翻飞，看得你眼花缭乱，煞是好玩。

　　

　　收集“嘎啦哈”不容易，一头畜牲才有两块，想攒一副，至少也得两三年时间。这对于性急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漫长的等待啊。为了得到一对“嘎啦哈”，天真的孩子们围着宰杀牲畜的人身前身后地转，嘴里像抹了蜜一样的甜，“爷爷”“伯伯”不停地叫着。可是僧多粥少，就算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不一定能拿到手。论起“嘎啦哈”的大小，羊的正好，狍子的更好，猪的线条太粗，质感也不好。没有羊的“嘎啦哈”精致，更没有狍子的“嘎啦哈”优美。但是，弄不到好的次的也将就着玩，还比没有强。那时，谁若有十几块“嘎啦哈”，可了不得了，说话的语气都不一样，使了性子终止游戏，弄得一群孩子大眼瞪小眼地你瞧瞧我，我瞅瞅你，末了还是异口同声地说恭维话，才能哄出笑脸，接着往下玩儿。

　　

　　“嘎啦哈”的玩法各异，有难有易。“抓对儿”最简单，初学者多玩这一种。哗啦一声撒出“嘎啦哈”，总会发现有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一样的面，把口袋高高抛起，趁口袋下落时去抓同样面的“嘎啦哈”。抓到手里后再去接落下来的口袋，接到为赢，得分按抓到的多少论高低。也可能出现四个不同的面，一把抓到手，得分也最高。这种游戏看似小技，说道却多，一般在游戏这前便要讲好规则：比如在抓的过程中中许碰到别的“嘎啦哈”等，碰到别的“嘎啦哈”就算违规，只好把轮到的机会拱手让给下一个。最难的是翻面，口袋落下来之前，要连续完成几个动作，最后还要把相同面的“嘎啦哈”抓到手，当然得分也翻倍。有道是，艺高人胆大，越是高难动作，越是有挑战性。技艺得到大家公认的，在孩子堆里的威信也会大幅度提高，全村的孩子都愿兜着“嘎啦哈”会她玩，也算是“拜师学艺”吧。

　　

　　红旗村有“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之说。也难怪，那时“猫冬”，也实在太寂寞了，看小孩子玩“嘎啦哈”也勾起他们对童年的回忆。大姑娘、小媳妇，甚至膀大腰粗的男人们也聚到一起，盘腿坐在炕上，嘴上叼着烟袋，一口紧似一口，手却是不停，玩的花样也比小孩子们的多，技巧也比小孩子们高。此时的孩子们才恍然大悟，都说父母是孩子的最好的老师，这话说得真对，老将出马，一个顶俩。这样的学习机会哪能错过？一个个围在大人的身后，小眼睛瞪得溜圆，一招一式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默默地想：明天我也有用武之地了！

　　

　　几块小骨头，竟然让孩子们的童年生活丰富起来，进而丰富了地域文化，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风俗。

　　

　　红旗村是抗联四军、抗联五军战斗过的地方，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抗联四军的郝贵林师长，五军的杨太和师长，都是在这片热土同日寇殊死战斗的，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至今仍长眠在七台河烈士陵园里。四军军长李延禄去延安汇报工作，组织上委托李延禄的弟弟李延平代理军长，转战在七台河的崇山峻岭中。抗联四军代军长李延平率领第一团和军部警卫连从密山区返回勃利时，没有沿着原路走，而是从勃利县城东南，想经大四站直接向西，过依兰县返回通河县去。在勃利县稍事停留的两天中，他作了以下安排：第一团由满景堂团长带领，在勃利县境内活动、团政委李守忠随军部去通河协助处理通河县后方密营里的事情；第七团宫显廷部队继续在勃利县以青山为基地进行活动，预定在本年七月份随军部去宝清县开辟新的游击区。李延平那时还找彭施鲁谈过话，让彭施鲁到宫显廷的部队里工作，并说先以秘书身份工作，到适当时机再改做政治工作。彭施鲁说：“我刚来两三个月，啥也不懂，宫显廷的部队又是收编的山林队，去那里工作我没有信心。”李延平说：“这个队伍还是好的，但是应进一步改造，要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你可以从教唱革命歌曲和上文化课入手，逐步启发战士们的政治觉悟。”彭施鲁见李延平这样定了，只好说：“我想跟着军部活动一个时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比较省心，又能学到些东西，现在看来我只好服从组织决定了。”李延平又和宫显廷谈了话，说要把自己的秘书彭施鲁派到第七团工作，宫显廷表示欢迎。当天彭施鲁就跟宫显廷的队伍一同进入青山，并且到了七团的密营。

　　

　　第七团的密营和在通河的第四军军部的密营一样，在一个大房子里住着五六十人，大家也是不脱衣服挤在一个相当长的木板铺睡觉。宫显廷说他的部队一共有三四个这样的房子，有几个地方，相互间都有三四里远，在那里上上下下的人对彭施鲁都很客气，称他为先生。宫显廷身材高大，眉清目秀，说话还有点儿斯文。在他的队伍里，除了对他称呼团长之外，对其他的头头都还得保持着绿林队伍里的叫法。如宫显廷副手叫“二掌柜的”（宫显廷为大掌柜的，曾报号为“北侠人”。）相当于参谋长角色的头头叫做“炮头”，是专管带兵打仗的；管后勤供应的叫“粮台”；管马匹的叫“马号”；管警戒勤务的叫“水香”；拘留所的叫“秧子房掌柜的”；文书叫“字匠”；警卫员叫“小崽子”等等。宫显廷的“小崽子”本名叫青林，是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很漂亮的小伙子，很爱笑。他又是宫显廷的干儿子，因为他称宫显廷为“干老”。担任“字匠”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头子，四十来岁，留着八字胡。他可能上过几年私塾，用毛笔写字，人挺老实，轻易不说话。由于时间太短，其他的头头彭施鲁还没来得及认识。

　　

　　宫显廷的枪法很好。彭施鲁听说绿林队伍的头头都练得一手好枪法，不然就难以服众。在宫显廷和彭施鲁谈话时，彭施鲁顺便说了一句：“既然当了兵，就得学一学打枪，还得请团长教教我。”宫显廷很愿意听这话，他立即说：“你不会打枪怎能打日本呢？”说完他就告诉“小崽子”准备好枪，说要到林子里打枪去。看来他是有意要在彭施鲁面前显示一下。于是，他在离密营二里多路的地方，选择了一块视野开阔的林子。他让“小崽子”在一棵松树上把树皮砍去了一小块，形成约十公分直径的圆圈儿，以此作靶子。然后他以靶子为起点，迈着大步一直向前走了一百步，对彭施鲁说：“要百步穿杨，这是最起码的枪法。”随后便拿起那支老式俄国造的连珠枪，装上三粒子弹，立正站好，面对目标，再将右脚向前迈出半步，形成半面向左的姿态，以左手叉腰，用右手握住枪柄，徐徐将枪平稳地提起，使枪身和他的右臂呈水平状态，用右眼通过标尺缺口准星瞄向目标，连续射了三发子弹。射击完毕，他带着我和“小崽子”走到那棵松树下。那三粒子弹不仅都命中目标，而且形成了相互间距离不到两公分的一个三角形，彭施鲁很佩服宫显廷的枪法，因为彭施鲁第一次看见他这样仅凭一只右手的腕力把一支十几斤重的步枪提成水平状态，而且还打得那么准。宫显廷的手枪打得如何，彭施鲁没有看过，不过以后他常听说绿林队伍的头目都是最喜欢驳壳枪的。宫显廷显然没有向彭施鲁显示他的手枪枪法，但彭施鲁相信他的手枪技术也会是出类拔萃的。

　　

　　宫显廷对彭施鲁说：“打枪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这两天我先教你练习瞄准，学会瞄准和扣机动作之后才可以用实弹射击，不然会白白浪费子弹的。”说完他就领彭施鲁回到驻地。这时彭施鲁才想起和他商量如何利用晚上时间教战士们唱歌和识字的问题。便当宫显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宫显廷听了马上说：“这很好哇！”不过他又说：“只能选几个年轻人学，老家伙们是不会学的。”

　　

　　在彭施鲁到宫显廷密营的第三天早上，天还没亮，李延平就带着他俩突然来了。彭施鲁被从睡梦中叫醒，看见李延平在人的搀扶下走进屋子，他腿部受了重伤，面色苍白。跟着他来的一些人中还有四五个负了轻伤，马匹也只有四五匹了，大部分被打掉了；连机关枪射手也牺牲了，机关枪也丢掉了。回来的人都饥饿不堪，愁容满面。宫显廷看见这种样子，赶紧叫自己的战士起床，腾出地方叫军部来的人到木板铺上休息，同时告知“粮台”（这里指管伙食的人）做饭，饭好之后先给军部来的人开饭。宫显廷的队伍里也没有专门的医生，便告诉“炮头”把保存的治黑红伤的中药拿出来，给新来的伤员们使用。安顿好之后，宫显廷又到李延平跟前详问情况。李延平说：“我们在大四站附近和日寇相遇，当时所处的地形非常不利，日寇几乎要把我们包围了，只能被迫撤退。在撤退中我的左腿负重伤，马被打死，多亏第一团政委李守忠将马匹给了我，在何畏和负轻伤的曹曙焰二人的保护下，才得以转移到安全地带。为掩护我们撤退，李守忠却牺牲了。”李延平对李守忠的牺牲十分悲痛，特别是李守忠的工作很出色，像他这样的团政委在当时抗联队伍中是很需要的。宫显廷安慰李延平，要他先安心养伤，并说自己的密营条件很好，希望李延平就地养伤。李延平说他只能在此住一两天，以后准备转移到第一团的驻地。同时提出，由于这次伤亡太大，身边的人手不够用，须将彭施鲁从第七团调回军里，宫显廷完全同意。

　　

　　以后，彭施鲁在和陈副官以及何畏的交谈中，进一步了解了那次战斗的经过。才知晓队伍夜行军经过大四站地区时，天已拂晓，尖兵发现在一个山谷中有日寇在那里宿营，就立即勒马回头向李延平报告。李延平问日军有多少，尖兵说：“能看到的不过是一个排。”李延平问陈副官能不能把这批日军打掉？陈副官认为可以打掉。李延平说：“还不清楚日军到底有多少，不打为好，我们可以绕路过去，先返回通河要紧。”陈副官说：“如果就是一个排，我们利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打他个措手不及。”正在言论的时候，尖兵又报告说：“日军出来了，正抢占北边的山头，好像是发现了我们。”李延平说：“不好，我们赶快抢占南面的山头。”但就在我们飞马冲向南面山头的时候，日军的机枪开火了，双方相距只有三百米左右。当我方已经占据山头的时候，李延平命令占据有利地形地物，对敌人开火。机枪射手大老于也做好了一切射击准备，正在这时，发现东南方向也出来一股敌人，正在缓慢地向我方靠近，而北山的敌人射向我方猛烈射击。李延平说：“不好，敌人绝不是一个排，仅东面这就有五、六十人。”说着，便命令机枪射手要瞄准东面这股敌人。是行了半个多小时，太阳逐渐升高，视野越来越清晰。北面山头敌人的枪声逐渐减弱，东面这股敌人却越来越近。陈副官指挥队伍以主要力量对付东面这股敌人，在与敌人相距一百米的距离上，机枪射手大老于突然开火。猛烈地打射迫使敌人纷纷卧倒，有四、五个敌人当场被打死。战斗又继续了半个多小时，敌人无法前进。但就在这时，西面响起了枪声，陈副官的视线转向西面，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惊叫道：“敌人又从西边摸上来了，人数不少于一个排，我们有被包围的危险。”李延平拿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下，和陈副官商量说：“敌众我寡，应当撤退！”陈副官说：“对，迅速向南撤吧！地形是有些不利，但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他命令警卫连七班赵有洪率全班留在原地继续阻击敌人，其余的人都撤退。战士们迅速地奔向山坡下的小树林中的马桩子，当李延平骑上马率领战士走出树林向南奔跑时，进入一块较大的开阔地。敌人的火力猛地扫过来，机枪射手大老于首先掉下马来。李延平勒马停下来，命令其他战士抢救大老于和机关枪。就在这时，李延平的右腿负伤了，他的马颈部也受了伤，鲜血顺着马脖子往下滴。这时，第一团政委李守忠催促李延平赶快撤退，但是李延平的马没跑多远就栽倒了，李延平被撤在地上。李守忠立即下马，同时叫何畏和曹曙焰二人负责保护李延平赶快撤退。曹曙焰说：“李政委，你还是骑我的马走吧！”李守忠说：“军长的安全交给你和何畏，这是命令，不要管我！”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何畏和曹曙焰护送着李延平向南面一个稀疏的树林奔去。当李延平走到树林边沿的时候，勒住了马向后观望了一下，见李守忠半坐在地上，正在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是又突然倒下了，再没有抬起身来；追上来的敌人只离他一百多米，正向他扑去。留在山头上掩护李延平等人撤退的警卫连第七班赵有洪等五名战士，在向敌人猛烈射击了一阵之后，枪声也沉寂下来了。他们坚定地执行了掩护任务，在不可能突围和撤退的情况下，同比自己多十倍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拼杀之后，全部壮烈地牺牲了。但是，在他们面前也横倒竖卧着七、八个日本兵的尸体。

　　

　　李延平面对着李守忠、赵有洪牺牲的地方低下了头，半天没有说话。这时，陈副官带着几名同志跑来了，他提醒李延平此处不可久留。李延平发现陈副官的右手食指被打断了，说了一声：“你的手……”陈副官说：“我的手没有关系，军长还是快走吧！”在陈副官的催促下，李延平才转过身来，策马向一个山峦奔去，过了山弯，在树林的掩护下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时李延平又和陈副官商量了一下是否应该去七台河寻找第一团，陈副官说：“往七台河方向白天是无法通过的，只能先去青山里找第七团。”就这样，他们沿着密林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经过几天的周转，终于到了宫显廷的密营。李延平在第七团的密营里休息了两天，即动身去七台河，很快在那里找到了第一团。据团长满景堂介绍，由于十天前抗日联军打了石头河子金矿，日寇为了报复，纠集了八百多鬼子在勃利县境内“讨伐”抗日联军。在大四站地区与李延平相遇的是鬼子的一个营，有三百多人。勃利县城的百姓们见打完仗的鬼子运到勃利县的尸首有二十多具，但“讨伐”后鬼子却宣扬他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还宣称李延禄军长被打死了。李延平说：“我们的损失的的确不小，政委李守忠，机枪射手大老于、还有……”他一连串讲了十几个人的名字后说：“这么多的好同志都牺牲了，机关枪也丢掉了，怎么不叫人痛心呢？都怪我指挥无方，老军长（指李延禄）刚刚把队伍交给我，才几天就碰上打这次败仗，我真对不住老军长：”满景堂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你刚从苏联回来，接手带队伍才一、二十天，人生地不熟，这也不能怪你呀！”李延平说：“当晚是情况不明啊，如果在发现敌人时绕道避开就会好些，就不会有这么严重的损失。现在连返回通河县的计划也无法执行了。”满景堂说“现在是你治伤要紧，部队也该休整一下了，你的伤是相当重的，没有一个月是治不好的。你就是安心养伤吧。好在这里养伤条件较好，驻地隐蔽，山下群众关系也好，粮食不成问题，医药也能托人买到，等你的伤治好之后再考虑工作吧！”

　　

　　李延平养伤的小山沟是异常安静的，四月的天气，温暖的阳光照射着那座可以容纳二十多人住宿的房子，每天中午，大家都愿意坐在房前晒太阳。这里除了伤员外，只留一个班的兵负责警卫，粮食则定期派人送来。李延平把彭施鲁留在身边，为的是可以利用养伤期间给战士们上文化课，教唱革命歌曲。战士们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很高，没有纸笔，就在地上用树枝写划，一天学习四五个字还是可以办到的。那时彭施鲁还利用空闲时间读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彭施鲁读书时总习惯地读出声来，可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样读法会产生什么效果。后来，他发现有几个伤员在静静地听他读书，有时还因为有别人说话声的干扰，要求他把声音再放高些；有时因为没有听清楚还要求他把那一段再念一遍。彭施鲁为他们的学习精神所感动，有时就将比较难懂的段落重复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再讲一遍。谁知这种做法竟无形中变成了一堂政治课，每天都得有一两个钟头的读书时间；积极参加听读的不过是三四个人，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于革命的知识的追求心里。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治疗，李延平的伤口已经治好了，但是走路还需要拐杖的协助，每天要在室外步行一两个钟头，用以恢复左腿的功能。这时，副官长朱鸿恩已经来到勃利，通过第一团找到了李延平的驻地。李延平和朱鸿恩于1933年在救国军时期同在李延禄的部队里工作，是老相识。朱鸿恩在1935年的10月由李延禄派赴关内寻党组织并要求支援干部的，但是他没有找到党中央，只是和北平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由于“一•二九”之前已经确定了由彭施鲁和王静敏二人支援东北参加抗日联军之外，再没有可能派别人去东北。因此朱鸿恩北平之行并无太大的收获。他在1936年的春节后才返回通河，那时李延禄已经带着部队出发了。他在通河稍住之后就动身前往勃利县寻找部队，找到了勃利县委，才知道李延禄已离开队伍去苏联了。他又听说李延平带领的队伍与鬼子打了一仗，伤亡不小，就更加着急了，但一时又找不到队伍的去向。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县委的协助下找到第四军的一团，经过一团才找到李延平。他向李延平汇报了关内之行的情况，还汇报了通河留守部队内部不团结的种种迹象。李延平在和朱鸿恩商量之后，决定派朱鸿恩返回通河处理那里的事务，而李延平则决定自己不再回通河去，而积极筹备在夏季里去宝清县开辟新游击区的工作。

　　

　　到了四月下旬，李延平逐步恢复到山外的活动。由于春季马草不足，军部和第一团部队都改为步兵，所腾出的马匹分别寄存在群众家里，还可以帮助群众春耕，只留三四匹马在军部，供李延平和传令兵使用。李延平重新组建了警卫连，战士从第一团里挑选。第一团还在七台河和桃山一带吸收了一些农民参加队伍。此外，在勃利县一带活动的吴明月的队伍这时也来找李延平，表示愿意参加第四军。吴明月的队伍是抗日山林队，也是义勇军时期失散的队伍。吴明月报号“占高山”，曾参加过李延禄亲自指挥的攻打依兰县城的战斗。他对李延禄非常敬仰，说李延禄能以平等态度对待山林队，不欺压人。听说第四军来到勃利县境内，就积极寻找，很想见到李延禄。但当时他见到的是李延平不是李延禄时，内心里感到有些遗憾，当得知李延平是李延禄的弟弟时，心中又宽慰了许多。吴明月向李延平汇报了自己部队的情况，说明自己几年来一直是坚持抗日的，愿意参加抗日联军共同抗日。但他也谈了自己的戒心，因为他对李延禄了解，言外之意是对李延平不了解。戒心的原因是去年四军第三团赵尚志的部队缴了械，并把三团团长处死了事（原三团未参加抗日联军前是山林队，报号“小白龙”），在山林队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李延平说，这件事我知道，老军长临走前对我说过，抗联三军出于误会缴了四军三团的械是错误的，将团长苏衍仁处死更是错误的。我们的队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当前斗争的任务是抗日，而抗日就要把东北境内的一切以抗日为目标的武装队伍团结在一起，不管他是否信仰共产主义。我们党中央在1935年内有一个《六三指示》，要求在东北境内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要尽一切可能将东北境内的抗日武装吸收在抗日联军的队伍中。第三军对待苏衍仁部队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党中央政策的。吴明月说，我对老军长的态度还是了解的，很多山林队对第四军是有好感的。

　　

　　又过了几天，吴明月在和李延平进行第二次亲切交谈之后，李延平决定将吴明月的部队收编为四军一师第三团，并任命吴明月为团长。

　　

　　东北的每年五月以后，气候逐渐变暖，山林地带树木的枝叶逐渐茂密起来，更有利于游击队的隐蔽活动，是抗日联军活动的黄金季节。经过三个月的休整，李延平的队伍恢复了活力，基本队伍第一团有所扩大，警卫连也充实起来了。宫显廷的第七团从深山里走了出来，又开始在居民区活动，并和军部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新改编的第三团吴明月的部队也比较活跃。

　　

　　这时，李延平开始了去宝清的准备工作，几次和三军四师的师长郝贵林与政委金策商讨如何执行这一计划。李延平还提出请金策到四军军部住一段时间，以代理政治部主任身份进行工作。因为这样可以体现吉东特委所指示的要三军四师帮助四军开展活动的要求。金策和郝贵林欣然同意了李延平的这一要求，同时决定七月中旬进军宝清县。参加的部队有：第四军军部、第三团和第七团、第三军第四师，总人数是四百余人。七月里，这支队伍按原计划出发。从七台河地区去宝清县要走四百里路，多是荒山野岭无人烟地带，没有什么敌情，部队晓行夜宿。这是一次颇为愉快的行军，每日行程约为八十里路。许多地方没有路，青草长得很高。每天中午，李延平下令休息两小时，以便大家吃完饭之后还可以打一个盹。晚上吃完饭之后，燃起许多堆篝火，战士们都要弄一抱青草，把它铺在篝火的周围，可以躺在草上美美地睡一夜。自然，宿营地的周围都设有岗哨的，以防止敌人夜袭。

　　

　　睡前，战士们坐在篝火旁总是要先唱一阵歌。警卫连还派出几个战士到三团和七团教唱革命歌曲，很受干部战士的欢迎。警卫连住的地方靠军部很近，李延平也常到警卫连和战士们一起共同唱歌，他还喜欢和战士们聊一阵天，通过聊天了解一下战士们的情绪。

　　

　　1958年，红旗村变红旗公社，1960年改为红旗镇公社。

　　

　　红旗村的羊汤是远近闻名的特色菜，人人都喜欢喝羊汤，乐此不疲。据说，红旗村的羊和别的地方的羊不同，因为它吃了甸子上的碱草特长膘，羊肉也特鲜美，喝上羊汤能冬驱寒，夏防暑，滋阴壮阳，大补哩！红旗村人杀羊时除了它的毛和肚中的赃物抛掉外，其余的都不扔，全都放到锅里炖：先把羊肉剃净，剁成碎肉扔进锅里；再把羊血、羊肝、羊心、羊肠、羊肚、羊肺洗净剁碎也统统放进锅；再放上葱蒜花椒大料，撒上香茶沫，一锅羊汤就算做好了。没等掀锅盖，香喷喷的羊汤味儿早就钻进你的鼻孔，蒸得你闻香即来，跃跃欲试了，不喝上它三五碗，你是不会离开的。老王头津津乐道地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天，家乡来一位菜名而至的苏联客人，眨着蓝眼睛，向接待人员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吃一道叫“七仙女下凡”的菜肴。接待人员跟公社食堂的大厨马师傅一说，马师傅立马就牛犊子叫街——朦门子了：“什么‘七仙女下凡’？我九岁学学徒，二十岁出师，八大菜系无一不晓，却从没听说过什么‘七仙女下凡’，这不是故意难为人吗？”

　　

　　接待人员奉我大舅的的指令先到县里，又到合江地区，跑遍了大小饭店，与访会做“七仙女下凡”菜肴的师傅。可厨师们都把脑袋摇的跟波浪鼓似的，谁也不知到这道菜为何物，就更甭说怎样做了。这下子可麻烦了，我大舅瞪起眼珠子：“咱们怎么地也不能让苏联老大哥给难住哇？这不是给中国人丢脸吗？”就这样，这个今天看来极普通的小事，在我大舅的眼里却成了天大的事，一级一级地往上报，惊动了合江地区的专员，专员大笔一挥，下了指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务必要在苏联专家离开你们那里之前，想办法让其品尝到“七仙女下凡”这道菜，这是关系到中苏有好的国际形象！

　　

　　当即，在我大舅的指挥下，一个“七仙女下凡”的菜谱研究专题班子成立了，专门开了一个“诸葛亮会”。大伙儿发言倒还真踊跃，提出了不少点子。这个说，这道菜说不准已经失传，我们应该去寻访那些退休的老厨师，看有没有人做到它的做法。那个人讲，不但要请教合江地区的厨师，还要到省城哈尔滨联系有关部门，请他们协助寻访给晚清皇帝当御厨的名厨，万一这道菜是地方菜呢？

　　

　　不几日，我大舅得到一个重要线索，哈尔滨有个叫关老大的人，在晚清时给溥仪的御膳房当过保卫，他可能知道这道菜的做法。我大舅顿时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夜乘车奔赴哈尔滨。这个叫关老大的人已经八十出头，染病在身卧床不起。我大舅顾不了许多，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关老大老人的家，把遇到的难题一五一十地叙说了一遍。关老大眯着眼睛回忆了半天，说从前听师父说过这道菜，它比满汉全席的历史还要久远呢!据说这道菜连清朝的太上皇也不是想吃就能随时吃得上的，只有在皇帝登基、大婚、祭天祭祖的重要节庆，才能让御膳房做上一道尝鲜。就连慈禧太后庆祝六十大寿时，想吃“七仙女下凡”这道菜，也被八旗王爷以“不和祖宗之法”为由给驳回去了！关老大老人讲起御膳堂的排场来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一激动，竟咳嗽不止，僵不下去了，我大舅来此不是想听御膳堂的排场的，而是想打听到“七仙女下凡”的做法，关老大却摇摇头，支支吾吾地说：“那时我只是御膳房里的御卫，压根就没见过御厨做这道菜。”我大舅又耐着性子问：“知不知道做这道菜的原材料？”这回关老大答得倒挺爽快：“那还用问？有山珍，有海味呗！你想想，清皇宫大典的名菜，用料能不讲究吗？”

　　

　　我大舅回来后，立刻到县里外交部门要来了这位苏联专家的材料。方知道这位专家的父亲早年随苏联红军曾来过东北参加过解放东北的战斗，在长春溥仪的伪皇宫驻扎了半个多月，有在沈阳驻扎了几个月，少年时的这位苏联专家曾跟随母亲来沈阳探望过他的父亲，对沈阳故宫了解的挺多。看过这位苏联专家的简介材料后，我大舅的眼睛顿时放光了，照这样推断，这位苏联专家少时兴许在沈阳故宫里吃多这道菜。我大舅打完主意，立刻找跟随这位苏联专家的翻译，让他跟这位苏联专家套近乎，看能不能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线索。

　　

　　这位翻译领命后立即和这位苏联专家海阔天空地谈起当年苏联红军和日寇关东军作战的历史，有意无意地把话题扯到“七仙女下凡”这道菜上来。这位苏联专家一听到翻译讲当年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的经过，顿时来了精神，提起品尝“七仙女下凡”更是神采飞扬，连声说：“哈拉少！哈拉少！（好的意思）那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好的菜！”翻译一听，有门儿！便拐弯抹角地问：“那一定是山珍海味做的吧？”“不知道，反正有好多肉，各色各样的肉，七八种之多，还有一种发出奇特香味的植物漂在上边，香着哪！”

　　

　　翻译给我大舅一汇报，我大舅更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都是些什么肉？是熊掌还是犴鼻?这发出奇特香味的植物又是什么？”把他急得抓耳挠腮地抓不到头绪，便又召开“诸葛亮会”讨论这道菜的做法。这时，我陪母亲到姥姥家串门。做好饭菜后，姥姥让我去公社喊大舅回家吃饭。我一溜烟儿似地跑到公社，见大舅正领着一群人开会呗，便坐在一旁看着连环画。等了好久，我见大人们还在吵吵嚷嚷地争论不休，便忍不住站起来说：“这还不简单吗？我有个好主意。”

　　

　　“去去去，别在这儿添乱！”我大舅正闹心呢，没好气地把我往门外轰。我依然固执己见：“大舅我不是胡闹，真的有好主意！”我大舅这下子真的火了：“你黄嘴丫子还没退，能有什么好主意？再添乱我揍你！”说着，他扬起了巴掌。我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再张嘴挨巴掌不划算，便凉锅贴饼子——溜了！

　　

　　讨论还在继续，大人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卷烟，却是个个都像张飞拿豆鼠——大眼瞪小眼了。眼看着这个艰巨的任务无法完成了，我大舅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党交给我的政治任务没有完成，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明天我去县委检讨！”说完，我大舅便低下了头。大家都以同情的目光望着他，谁都心知肚明，没完成整治任务后果是多么严重！

　　

　　这时吃完午饭的我又跑回公社，笑嘻嘻地向大舅显摆：“大舅，你的政治任务我替你完成了！”大舅瞪起眼珠子问：“你是怎么完成的？”“我把‘七仙女下凡’端给那个苏联专家吃了，吃得他直叫好，说跟他小时候吃得是一个味呢！”

　　

　　我的一席话如同晴天里的一个炸雷，把所有大人都惊呆了，好半响没回过神来。我大舅好容易才把嘴巴合拢：“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七仙女下凡’？”我却不以为然地告诉那些大人们：“什么‘七仙女下凡’呀，就是羊汤！”我这么一说，又把大人们说愣了，一个个摇着头，否定之后又点着头肯定。我大舅把嘴里的烟头一扔说：“还是小孩子脑瓜活，我算弄明白了，是这个苏联专家小时候在咱这儿喝过羊汤，见羊汤里乱七八糟的羊杂碎不知是啥，又觉得好吃，就问咱中国人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恰恰他问的这儿中国人肯定肚里有点墨水，见他是外国小孩，就随口糊弄说，这道菜叫‘七仙女下凡’！你想想，这个朦发还挺贴手，那羊肉、羊血、羊肝、羊肺、羊肠、羊肚、羊心加起来是不是七个？五颜六色是不是好看？这道菜叫‘七仙女下凡’有讲究，有文化@可谁能想到十几年前的一个玩笑，现在却让这个苏联专家把中国人给考住了，谁也不能怪，就怪咱家乡的羊汤惹的祸！”说到这里，这些大人们又不明白了，瞪着眼珠子问我：“你怎么能猜到‘七仙女下凡’就是羊汤呢？”“这还不简单吗？”我眨着眼睛说：“我直接问那个苏联专家那个‘七仙女下凡’咱这有吗？他说有，有！说着，他便用手指向公社旁边的那个羊汤馆。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于是就买了一碗回来，替我大舅解围了！”

　　

　　说完这番话，我见大人们对我刮目相看的样子，便更得意了，摆起一副大人的模儿样，摇头晃脑地说：“你们这些大人啊，就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喽，你想想，咱家乡的菜拿出一个来都会叫老外们瞠目结舌的，可别瞎伤脑筋啦！”说完，我又做了个鬼脸，一溜烟似地跑了。

　　

　　1968年，红旗村四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务农。生产队长一看他们的样子就犯愁了，该分配点儿什么活计让他们干呢？此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村里拿十分工的男劳力们，都在水田里打着牛耙地。虽然他们四个都是男劳力，可一下田，脚陷在稀泥里拔不动不说，那牛尾巴一甩，泥水糊在眼镜上，别说是吆喝牛了，就连东西南北也分不清了。

　　

　　没办法，生产队长只好把他们送到妇女队长那里，让妇女你们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使锄头，怎样区分杂夹在谷苗中的杂草。可晌午的时候，生产队长打地头经过时，见妇女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围着他们叽叽喳喳地看稀罕。生产队长上前一问，一个碎嘴子女人一边笑着在垄沟里打滚儿，一边说：“这是些啥高中生哟？比牛还笨！教他们千百遍了，愣是分不清哪是谷苗、哪是杂草。不信你看吧！”生产队长一看，可不，一垄垄的谷苗，被他们锄得缺皮少毛，杂草却一根没动，稀稀落落的像长了秃疮似的。生产队长气不打一处来，就把他们四个像赶鸭子似的，从地里轰了出来，边轰边嘟囔：“愁死我了，你们到底能干啥？”恰在这时，有几个放牛娃赶着一群牛打地头经过。生产队长一见，脸上顿时多云转晴：“这几个孩子马上就要复学开课了，正好，你们放牛去吧！”

　　

　　他们四个一听就来了精神，拍着胸脯保证：“我们一定能放好革命的牛！”果然，四个人一大早就把牛群赶上山坡。没过多久，就从山上传来阵阵的悠扬清脆的笛声。正在田间劳作的社员们一听，一个个伸起了腰，一脸稀奇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怪了，村头的大喇叭还没开，这是哪儿来的这么好听的曲子？可是，刚开始还好，没过一会儿就溃不成调了。只见一群牛从山坡上撒着欢儿往村里跑，把他们四个夹在牛群里，左栏右挡也无济于事。生产队长连忙从田里跑了出来，一声吆喝，牛群才听话地停下来。

　　

　　原来，那天他们一听说让我们放牛，便私下里核计：“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给高中生丢脸了，一定要把牛放好。”可是，怎样才能把牛放好呢？极有文艺细胞的牛哥头脑里一下子闪现出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一个画面：在一个水墨画般的山群里，一个牧童在萧萧的春雨之中，横着一个短笛，坐在牛背上，牛儿正安静悠闲地吃草。看来，要想放好牛，就得学会吹笛子。于是，他们三个推选牛哥专门去镇供销社买回四支竹笛。幸亏他们四个在学校都是文艺骨干，唱革命歌曲是强项，吹拉弹唱也样样精通。便临时抱佛脚，练了半宿《公社是个长青藤》，《学习大寨赶大寨》等歌曲……没想到竟事与愿违！这是咋回事呢？书上不是说：牧童横短笛，牛儿吃草忙吗？可我们吹笛咋就不灵了呢？

　　

　　生产队长听了他们四个的讲述，真是哭笑不得，瞪着眼珠子骂我们：“你们真是书呆子，咱们队里放牛都是拿笛子发信号，一声短，示意赶牛出圈；一声长，表示赶牛下山。方得你们想得出，对着牛群吹这么长的曲子，牛不往回跑才怪呢！”田里的社员们一听，一个个笑得人仰马翻，笑得我们四个红头涨脸的，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生产队长见我们挺有自尊心的，就从田里喊来了一个老牛倌，让他带他们三天，又转过头来用激将法激他们：“如果连放牛都学不会，那就一边凉快去吧，就当生产队养了四条没尾巴的牛！”

　　

　　在老牛倌的言传身教下，他们总算顺利地把牛赶上山，牛儿也饿了，吃起草来不抬头。他们难得有半日的轻松，就一人抱着一本书，找一片树荫埋头读起来。不知过了多久，牛哥突然听到一阵狂哞，抬头一看只见两头最强壮的牤牛斗起来了，牛群也分成了两拨，围在两头牛的身后哞叫助阵。这还了得，他们连忙拿起鞭子赶了过去。可上前一看，那两头牛斗得性起，瞪着血红的牛眼，四只角抵在一起，头撞得咣咣响，已经撞得血肉模糊却还叫着劲，八只蹄子刨得沙土横飞。这下子他们可慌了神，这两头牛是生产队的宝贝疙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几个可没法儿交差了，急得团团转，就是不敢上前。好在牛哥有主意，从背包里掏出纸和笔，伏在地上画起了力学分布图：“这两条牛都有上千斤的蛮力，要是鲁莽上去，那弯刀似的牛角只要轻轻一挑，他们可就成了它俩的牺牲品了。”“那怎么办？”“看来只能智取！他们分成两组，拿着鞭子悄悄从牛屁股后摸上去，套住对面那头牛的角，再回身借着它的力，轻轻地一拉，四两拔千斤，牛不就分开了吗？”

　　

　　他们一听言之有理，便在牛哥的指挥下，像小偷似地开始行动了。二胖子刚靠到近前，还没等把辫子往牛角上套，就见牛一扬蹄子，把他蹬的四仰八叉，摔了个后滚翻。牛哥见了，吓得不是好声地叫：“快来人哪，出人命啦！”

　　

　　正在田里劳动的社员们听到喊声，撒丫子似地跑来。生产队长一边吩咐社员把二胖子送回大队医务室包扎伤口，一边捡些枯枝烂草，打成一个团，燃起一个火把，轻轻地往两头牛之间一抛，它俩见了掉头就逃，一场斗牛大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生产队长见两头牛头上鲜血淋漓的样子，顿时皱起了眉头，冲着牛哥和小不点儿嚷：“我说你们大小也是个人，咋连一头牛都摆弄不了？我看你们到底能干个啥？还是跟妇女们干些轻活计吧！”

　　

　　这天，张姐和几个姐妹在田里干活，闲聊中不知怎么把话题扯到牛哥身上。有个女人用胳膊碰碰张姐说：“哎，咱们打个赌怎么样？都说大牛对你那个，他今天不是给咱们挑水嘛，一会儿就过来，你敢不敢趁他不注意，把他的裤子扯下来给咱们开开眼那？张姐抿嘴一笑：”“人家高中生能看上咱离过婚的人吗？尽瞎扯！”“你要是真敢把他的裤子扯下来，就证明你俩没那事！”有人激张姐。“扯就扯，我今天把他的裤子扒下来给你们开开眼！”

　　

　　说话间，牛哥挑着一担水过来了，大家一看，他穿的是运动服裤子。当牛哥经过张姐眼前的时候，张姐蹲在地上，冷不丁一把就把牛哥的裤子给扯下来了。在场的女人们一下子都傻了，原来牛哥没穿裤头。

　　

　　不管怎么说，牛哥还是个未婚青年，能受得了这个吗？张姐知道自己闯了祸，马上给牛哥赔礼道歉，可无论张姐怎么赔不是，牛哥就是不肯原谅她。为这事，牛哥一赌气谁也不挑了，扔下扁担就回了家。

　　

　　关东大车店，这个词语现在已淡出了红旗村人的视线，也没人谈起，更没人说它了。成市里各大星级宾馆、酒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都是有钱人消费的场所。在大街上，还经常能看见“旅饭店”这样的招牌，当然住店的、吃饭的都是平民百姓，既经济又实惠，何乐而不为呢？其实这种“旅饭店”，就是从过去的“大车店”演变而来的。只不过现在条件好了，赶马车的也销声匿迹了，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了“鞭声叭叭响，马蹄嗒嗒嗒”的景象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马拉车，也就是胶轮马车一直是民间运输的主要工具。由于马车运输有时路途遥远，便出现了以接纳长途跑运输的马车为中心的旅饭店，即老百姓称之为的大车店。那时的七台河，每隔十多里地就遇上一个大车店，布局上有点像清代的驿站似的。大车店的主要职能就是让赶车人有中途休息打尖的地方，同时也能让马歇一歇，吃点儿草料。大车店是赶车人和拉车的马共同的家，在这里赶车人可以好好的休息，马有伙计为你喂，车有伙计替你看，车上的货物也丢不了，而且住店的费用也不贵，吃饭的费用也便宜。为此，大车店自清朝始，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延续了五百来年。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现了机动车，大车店无有用武之地了，才退出了它风光一时的历史舞台。大车站一般都是清一色的小平房，用土坯和苇草盖成的，待客的房间都很大，一进屋中间是个宽二米左右的过道，长有四、五米。过道的两边是典型的关东大炕，既为南北大通铺火炕。每铺炕上能睡十几个人，一个房间最多时能睡几十个人。条件好的大车店，房间里有用铁锅倒扣过来搭成的炉子，冷时可以填柴烧火取暖。房间的前面是很大的一个院子，院里的围强很高。当然这些围墙也都是用土坯和泥草垒成的。

　　

　　后院便是马棚，设施很简单：有一个很长的木子马槽子，槽子上面是一根很长的圆木，是栓马用的。一到夏天，马棚里臭气熏天，苍蝇、小蚊虫多得很。后院也是马车停放的地方，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偏厦，是夜晚喂马伙计住的小屋子。有时碰上七八辆组成的马车队来住店，这下可乐坏了大车店的老板，又是打折又是献殷勤，把赶车的人哄得像到了家一样，小酒壶一端，三五口下肚，便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此时却忙坏了喂马的伙计，一下子增添了三十多匹马，得增添好多草料，有时忙得通宵达旦也是常事。稍有疏忽，哪个车的马没喂好，赶车的就会和店老板说三道四，店老板就会当着赶车的面训斥喂马的伙计，轻者骂个狗血喷头，重者就会一甩袖子，意是就是：伙计，脚上的泡都是你自己走的，得，你赶快来个土豆搬家——滚球子吧。就凭这个，哪个喂马的伙计敢不好好干？大车店也拉动了地方经济，带动了地方产业：开红炉挂掌的，开小吃部的，卖轮胎马鞭子的，卖车马用具的，都应运而生；还有说书卖艺的，流窜卖烟卷的，卖瓜籽的小生意人比比皆是。每到晚上，大车店四周灯火通明，三教九流粉墨登场：社会上的混混、小偷、大盗、卖艺的、唱蹦蹦的。（指二人转）、砸孤丁的（指土非），啥人都有。有的是临时休息一宿的，有的是专门对车马而来的盗马贼，有的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帮。此时的大车店老板则全凭一张嘴应酬了，保准能兵来将挡，水来土吞，黑白两道应付得八面见光。要没有这两下子，就甭想当大车店的老板。

　　

　　故事一：王老板在八道岗开了一家酒店。这天，王老板正在往店里搬酒，突然听到半空中传来巨响，就跟爆炸似的。王老板没防备，吓了一大跳，手中的酒瓶子哗地一声摔个粉碎。接着，那响声一声接一声，整整二十四响，震得他脑袋直犯晕。此时，他的老婆吓得更是魂不附体，小白脸更是没了血色。

　　

　　好半天，王老板才稳住心神，跑到店外打听究竟。有人告诉他，对面那家大车店的老板在摆酒席，在放那下破人胆的土炮。

　　

　　王老板听了这话，没头一皱，计上心来，赶忙回店里告诉老婆：“别干活了，快躺下！”他老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解地问：“大白天的你发什么疯啊？”王老板得心地说：“发财的机会来了，你就说胸口疼，我去找对面的大车店老板，让他赔咱钱，这回非得占个大便宜，给少了我都不干！”

　　

　　王老板跑进对面的大车店，一进门就大声囔囔：“不好了，出人命了！”囔得正欢，就听背后有人喊了一声：“王老板！”王老板回头一瞧，竟然是他的死对头张老板！这个张老板，原来是他合伙开店的磕头把兄第，就是他把自己硬排挤出大车店的，一向喜欢吃独食。只见张老板激动地走过来，紧紧握住王老板的手，上下左右不停地摇晃：“王老第呀，我万万没想到你会来！”一边说，一边把旁边的人叫过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最要好的把兄第，以前我俩合伙开这个大车店，现在人家另起炉灶，也成大老板了，发大财了！”

　　

　　一听这话，一屋子人都肃然起敬，围着王老板啊谀奉承，王老板长王老板短地叫个年不停，叫得王老板轻飘飘的，心中的怒火早就烟消云散了。

　　

　　就在他稀里糊涂地被众人拥着入席的时候，王老板突然看到每个人都在往张老板的手里塞红包，还有人负责登记人名和礼金数。王老板的身子顿时一哆嗦，正在后悔不该来的当儿，恰巧看到张老板正对着自己微笑，在一片老板声中，他手伸进衣兜里，把准备进货的五百元钱拿了出来：“张老板，不成敬意！不成敬意！”一屋子的人见了满脸的敬佩，都竖起大母指：“到底是老板，出手大方啊！”

　　

　　王老板直到喝完酒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一屁股坐到炕沿儿上。他老婆以为大没讨到赔款，便劝道：“就算人家没赔钱，但总算白吃了一顿，还不知足哇？”听了这话，更是让王老板哭笑不得：“白吃？整整五百块呀！”

　　

　　王老板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他老婆也觉得吃了大亏：“你瞧你，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下好了，一个伙食费全扔进去了！”正说着，他老婆那三角眼突然放出光来：“有了，下个月咱妈过六十大寿，咱也请请张老板，他要来肯定不止送五百，咱不会吃亏的！”王老板一听这话，头更低了，叹了一口气说：“你知道个啥，随完礼我才知道，张老板把大车店兑出去了，他们全家就要搬到俄罗斯去了，才摆酒席辞行的，这个便宜咱是找不回来了。。。。。。”

　　

　　故事二：桃山大车店赵老板新雇个服务员，人长的漂亮，性格又温柔，结果来大车店不久，就被赵老板瞄上了。赵老板三十多岁，家里有老婆孩子，却总喜欢在外面拈花也草。他虽然只是个大车店的老板，斗大的字识不了几筐，却善于经营，十多年下来，赚了几百万外快，常对他的手下的服务员动手动脚。听他摆布的，常塞些小费；不听他摆布的便施下马威：“谁不听我的话就给我滚回家去。”

　　

　　赵老板见新来的服务员讨人喜欢，便经常找机会和她东拉西扯，软磨硬泡，后来又发展到吃饭、唱歌、跳舞。一天，赵老板不知在那喝得酒气熏天，死缠着将新来的服务员拉到舞厅，便搂着她跳个没完没了，一双不安份的手在她身上一阵乱摸。跳完舞，他突然拿出个钻戒，硬塞到女服务员手中。女服务员想把钻戒还回去，可一抬头刚巧看到一个小姐妹从从舞池边上走过，慌乱之下便把戒指塞进自己的口袋里。见女服务员收下戒指，赵老板心中暗暗得意，心想：“凭这枚价值昂贵的钻戒，就一定能把她拿下。谁知第二天一早，女服务员突然哭哭啼啼地找到他，说是她父亲打来电话，家中出了事，让她赶紧回去一趟，要请几天假。赵老板见她那副悲痛的样子，不像是装的，只得准了她七天假。

　　

　　七天很快过去了，女服务员没有回来。赵老板不免犯起了嘀咕，难道她不回来了？自己被她耍了？正在抓心挠肝的当儿，突然又接到他父亲的电话，让他马上带上媳妇一起回去。赵老板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急忙叫上媳妇，搭车回到乡下。一到家门口，却见父亲满脸笑容地在门口等他，便问道：“爹你着急忙慌地把我们喊回来，干啥呀？”他爹道：“家里来了贵客，叫你回来见见面。”说着，将夫妻俩领进屋。一位七十多岁上下的老汉正端坐在炕头，他爹介绍道：“孩儿呀，这可是咱们赵家的老祖宗了，你们得叫太爷。”

　　

　　据说，赵老板家是大户人家，族谱不乱，一但遇到本家，都是同宗同族的，定能分出个大小辈分来。平时很难有族亲上门，今日突然来了个太爷，赵老板也很高兴，便热情地上前打招呼。这时，只见门帘一挑，一个姑娘抿着嘴从里屋出来了，赵老板不禁又惊又喜：“你？你怎么上这儿来了？”话音未落，只听他爹喝道：“放肆！怎么这样说话？她是你太爷的义女，我叫小姑，你们得叫小奶。”听爹这般说，赵老板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这个新来的服务员早就看穿了赵老板的鬼主意，可她又不敢得罪他，左思又想，突然想起了村里的孤老汉赵福祥。她的父母对孤老汉很好，时常给他一些帮助。她又突然想起赵老板醉酒时常说赵家族谱辈分的排法，便暗暗记在心里，才导演了让赵老板认太爷的闹剧。

　　

　　赵老板的爹说：“孩儿呀，听说你小奶也在你的大车店上班，你可千万要照顾好了。咱赵氏家族一向家风严谨，崇尚孝义，如果你小奶有啥闪失，我可拿你是问！”赵老板只得连声答应。这个有心计的姑娘见赵老板的爹说出如此这般的一番话，马上拉着赵老板媳妇的手说：“孙媳妇，初次见面，我也没啥送你的，就送你一枚戒指吧！”说着，便将赵老板给她的戒指，套在赵老板媳妇的手上。

　　

　　赵老板媳妇见新认的小奶如此出手阔绰，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一口一个小奶，叫得脆甜。见此情景，赵老板哭笑不得，打掉牙只得往肚里咽。

　　

　　故事三：一副食大车店新来个打工的，姓李，外号叫“李大巴掌。”这个“李大巴掌”，手大脚大块头大，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一天到晚就知道干活，很少言语。这天，大车店的郑老板见快过小年了，特意让厨房准备几个好菜，还准备了一大桶白酒，和他的员工一起喝酒。工人们肚里早就没油水了，一个个甩开膀子，放开肚皮，直吃得肚子滚圆，喝得脸像猴腚似的红。

　　

　　几杯酒下肚，大家的话就多起来了，吹牛扯皮，偷鸡摸狗，扒窗子撬门的缺德作损的事全倒了出来。

　　

　　大家像讲演比塞似地，各自都讲一个自己的能耐事，只有“李大巴掌”，你也是个大老爷们，别光喝闷酒，也把你先前的风流潇洒事说给兄第们听听，让兄第们开开眼。只见“李大巴掌”端起酒杯，醉眼朦胧地瞧了一下郑老板，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和交通局长很熟。”全屋子的人听他这么一说，都大眼瞪小眼地瞧他，屋子里顿时静了下来。“李大巴掌”又喝了一口酒，不紧不慢地说：“我和交通局长在大院里住了三个月。”

　　

　　普通百姓，能见到交通局长的面就不错了。“李大巴掌”居然能和交通局长住一个院子，看来一定有来头。“我和交通局长一起洗过澡，他裆下那东西特大，比普通人的大一号”。大家哄地一声笑了起来，心里都在琢磨：“李大巴掌”居然知道交通局长隐秘部位的特征，说不定两人还经常一起洗桑拿呢，看来他们两人的交情是不一般，工友们便竖起耳朵认真听。“李大巴长”接着说：“我和交通局长经常在一起学习，他经常读报纸给我们听。”更不得了啦，“李大巴长”竟然常和交通局长一起开会！工有们交头接耳地议论，说不定“李大巴掌”先前曾是个不有小的官。

　　

　　要说最惊喜的要数郑老板了，原来他不久刚买了台大客车，正愁找不到交通局长批条线路呢。这下冒出个跟交通局长很熟的“李大巴掌”来，真是天上掉下个就星啊！这样想着，便端起酒杯，招呼“李大巴掌”：“来，兄第，咱哥俩干一个！”一杯酒下肚，他又扭头对大伙说：“今天下午都不用上班了，继续喝酒！”

　　

　　听郑老板这么说，工友们更是喝酒划拳放开了手脚，而郑老板索性和“李大巴掌”坐在一起。称兄道第，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起来。正喝着，郑老板兴奋地说：“兄第，在这等哥一会儿，哥马上回来。”说着，便小跑着出了大车店。“李大巴掌”边喝边等，工友们此时都已喝得大醉，东倒西歪地躺了一屋子，仍不见郑老板的影子。正纳闷的当儿，就见郑老板呼哧呼哧跑回大车店，一把搂住“李大巴掌”，低声说：“兄第，你带哥去看一下那位交通局长，我想赶在过小年之前拜见他，把公路给我批了。礼物都准备好了，车就在外面停着。”

　　

　　“看望交通局长？”“李大巴掌”的酒突然醒了一半儿，红着眼问：“现在就动身吗？”“当然越快越好！”“李大巴掌”有点儿但心：“只怕一夜赶不到吧？”郑老板疑惑不解：“咱们开车到市里，个把小时足够了！”“哪儿呀，到省第二监狱远着呢。”说着，他从内衣口带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第给郑老板说：“交通局长跟我住同一个监舍，犯的都是谋害杀人罪。他在外面包情人，怕妻子告发，就把妻子给毒死了。咳，都是他裆下那东西惹的祸，若不他那东西咋那么大呢？锻炼出来了，啥啥......”郑老板没等他说完，接过小本一看，原来是第二监狱发给“李大巴掌”的“刑满释放证”。郑老板一下子傻了眼.....

　　

　　说到这里，他不再往下讲了，故意卖个关子说：“我早就知道你小子想从我嘴里掏点儿笑话写到书里去。行，你小子有能耐把我讲的笑话写出来发表，我下次再给你多讲几个段子......”

　　

　　红旗村有个战斗英雄叫井玉琢，是著名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里的“活烈士”。写到这里，作者的思绪又飞到五十年代初朝鲜松骨峰战斗的硝烟大火中。1950年11月30日清晨，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三联刚刚占领公路边的一个小山包，只见公路上黄尘滚滚，敌军的坦克、汽车潮水般的向松骨峰方向进来。8班阵地是全连阵地的最前沿，井玉琢带领8班打响了松骨峰狙击战的第一枪。逃敌在遭到我军的打击后，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向三连阵地扑来，等敌人近至30米左右时，井玉琢一声喊：“打”！全班同时开火。前面的敌人倒下去后面的敌人又上来了，打下去又上来了，再打下去……

　　

　　机枪射手端起机枪猛射，一连气打死20多个敌人，不幸中弹牺牲，井玉琢端起机枪，瞪着眼喊：“再尝尝我的”！哒哒哒……一排敌人应声倒下，敌人的冲锋被打退了。近中午时，3连已打退敌人4次进攻。光秃秃的山坡上，躺满了敌人的尸体。

　　

　　面对攻不下的阵地，敌人疯狂用飞机扫射，扔炸弹、仍汽油弹，坦克掩护地面进攻。松骨峰被烧成一片火海，井玉琢被烧成火人……

　　

　　这场阻击战，共激战8小时，毙敌500多人，为主力聚迁敌人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清理战场时，阵地上仅见到37名幸存同志，井玉琢被直接送往救护队，与原部队失去了联系，就这样，著名作家巍巍采访时，井玉琢成了“烈士”，被写进《谁是最可爱的人》。

　　

　　1952年井玉琢复原回到家乡，一晃，20年过去了，谁也不知道井玉琢这位光荣的“烈士”的消息，只因为同井玉琢一个连的复原战友批露了松骨峰战斗中活“烈士”的消息，北大荒人才知道井玉琢就是语文课本中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了90年代，北大荒的映山红又开了20年，井玉琢已是73岁的老人时，神州大地到处才传送着活“烈士”井玉琢的名字。可问他功劳时，他说没有：问他复原后的事迹时，他也是说没有。

　　

　　作者采访时，76岁的井玉琢疤痕扭结的脸上异常地激动，眼泪顺着疤痕的沟褶流了下来。他大概想起松骨峰上的金达莱吧？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四十载的春夏秋冬，井玉琢甘心情愿地蹲在北大荒的山沟里，默默无闻地生活着，真苦！而他自己却不嫌苦，我能说苦？

　　

　　井玉琢复原时，是二等乙级残废。满面疤痕，左耳朵仅剩下一点儿小茬；下嘴唇向右侧歪扯着，张嘴闭嘴都不好使；左手僵直成鹰爪状，弯不了，伸不直；面部和手的皮肤全部脱落，露在外面的是鲜红的或老紫的嫩肉……政府准备给井玉琢安置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可井玉琢不肯，执意回乡务农。他终于回乡了，妈妈见到井玉琢的样子，抱着他的头哭，孩子们见到井玉琢的样子就哭，亲友们见到井玉琢的样子，拉着他的手哭，而他的妻子则背着井玉琢，躲到角落里默默地哭……井玉琢的伤残，给家人亲友带来的痛苦，是井玉琢做梦都想不到的，可井玉琢没有落泪。疗伤时没有麻药打，硬是从脸上，耳朵上一遍遍刮掉化浓的烂肉，疼得一蹦多高，几个人按着他，井玉琢都没有哭。他要顽强的活下去！活着就要吃饭。井玉琢的嘴张不开。合不拢牙齿也被烧成灰质，一碰就掉渣。吃干的拢不住饭，不能嚼，喝稀粥又不抗饿。井玉琢试着把蒸熟的面揉成球，切成条，用筷子慢慢地往喉咙里送，再用水往肚子里冲。常了，倒习惯成自然了。

　　

　　井玉琢扛过大活，锄地、割地、扶犁、点种，样样都行。现在握锄杠是不行了，两只烧伤的手，一攥锄杠火烧火燎地疼，人们都锄半截地了，他还在地头转悠。井玉琢的牛脾气上来了，硬是用手帕罢手和锄杠绑在一起，锄地得心应手了，可每锄一下，手都像针扎似地痛，疼得身上淌出了汗流。手背的疤痕抻开裂了，血从手帕里一点点渗出来。染红了锄杠，顺着手指往下滴。晚上，井玉琢的双手肿成了鲜红的馒头。睡觉时。妻子捧着他的手，再也控制不住感情，放声大哭：“别再玩命了，我养活你……”

　　

　　“你看，这两只不听话的魔爪好使了”，他能弯回来，明天八成就能伸直……”井玉琢故意装出轻轻的样子。

　　

　　第二天，井玉琢两只手肿得连锄杠也攥不住了，可他又扛起锄头下地了。说不清多少次磨难，井玉琢的手能伸直了，什么活计都能适应了。上山拉木头，又陡又险，谁都打怵。井玉琢却带上十台大车，一去一个冬天。上坡下岭。比年轻人利落，背背扛扛。比谁干得都多。打回乡那年起。井玉琢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由互助组长被推选为村党支部委员，高级社管理主任，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长，市党代会代表……三年自然灾害时，井玉琢全家由于长期食用谷糠、野菜、排不出便来，老伴儿和三儿子患了肠梗阻。他的内弟实在看不下去了：“姐夫，你是对立的书记就不能去豆腐坊弄点儿豆腐渣？看我姐和孩子憋得那样”！

　　

　　“群众都在吃糠咽菜，咱党员干部都吃豆腐渣，谁还信任你？”一席话，说得内弟服气了，摇摇头，走了。

　　

　　别人家的孩子考上县里的中学，全家人皆大欢喜，井玉琢的孩子也考上了，他却眉头拧起个疙瘩，他愁了，全家10口人扯3床被，5个男孩子扯一双被。考上中学了要带走1床被呀！家里人都劝井玉琢：“平常你不要救济，谁也没说啥。咱找一回政府不行吗？”

　　

　　井玉琢光摇头，不吭声。家里人知道，树根不动，树梢白遥，搬来了和他要好的老矿工。老矿工说话了：“井大哥，你的脾气我知道，凭我张一回嘴。也该找一回政府吧！”

　　

　　“找啥？政府也不宽绰。我找政府，政府找谁？”老矿工见井玉琢只有土改时分得一个旧柜，一张破桌子，不禁叹了口气：“井大哥，你这哪象个家呀？”

　　

　　“比过去好多了，每年还领一份残废金，我知足了。”

　　

　　当时。井玉琢欠队里1000多元钱，队委会核对，想给他报销。井玉琢知道了，头摇得像货郎鼓：“别让大伙儿给俺一家人背债！”队委会理解他，井玉琢认准的道儿，十头老牛也拉不回来。他心里装的是国家和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井玉琢送作者的映山红，正怒放着鲜红，散发着令人心酸的馨香。贴在胸前，似听到一种声音，如密密的鼓鸣，急促，热烈。昂奋。作者知道，映山红的性命溶进了井玉琢博大的胸襟，溶进了井玉琢磅礴感情。那声音，是井玉琢的呼吸。是井玉琢的心音。

　　

　　井玉琢的大女儿荣华，听说矿上招工有条政策：建国前的老干部，给安排一个子女的指标，乐颠颠地找他来了。井玉琢却说：“不行啊。人家说的是建国前的老干部，我是建国前的老农民啊！”女儿撒娇了。再三恳求爸爸。井玉琢说啥也不应允，女儿生气了。数叨爸爸几句：井玉琢也火了，挥手打了女儿一巴掌。

　　

　　那天夜里隔壁传来了女儿的哭泣声，老伴受不了：“老头子，你心里想东家五保户过生日。想西家矿工小孩住院没有钱，你啥时替孩子们想过啊？你能给孩子们留点啥？”

　　

　　“留点啥？你没看见吗？我给孩子们留下了吃不完用不尽的好德性，还有一条自己找食吃的道哇……”

　　

　　老伴生气了：“亏你说得出口，你那好德行，能当饭吃？”一甩袖子，安慰女儿去了。

　　

　　井玉琢也后悔了，也后悔不该打女儿一巴掌。第二天，他找女儿：“还生爸爸的气吗？走，爸领你去民政局！”女儿一听，漫天的乌云烟消云散，欢快地领她往民政局奔，到了民政办公室，井玉琢见挤了一屋子人，便顺水推舟：“这儿人多，爸领你找市委去。”转到市委门口，恰好，市委书记正被几个上访的纠缠在门口不让走。其中有一位前线牺牲的烈士家属，因为对后事安排的不满意，正讲到劲头上。井玉琢把女儿拉到一旁，悄声说：“老百姓不容易，当官的也不容易呀！你看，书记叫人缠住那滋味儿多难啊，咱们别找了！”可也是，女儿通情达理，让井玉琢领回来了。

　　

　　井玉琢的心思没有白费。他7个儿女，已有三个加入中国共产党，4个加入了共青团。其中有一名处级干部，家乡人民异口同声：“老井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不争气的。”井玉琢却说：“儿子要不超过老子，那社会不就完蛋吗？后辈不如前辈，老的小的活个啥意思？”井玉琢讲的是真话，从心窝里掏出来的。他都76岁高龄了。仍报名参加七台河市老年人大学呢。用井玉琢的话说：“人活着，就得有点儿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