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乡村爱情
 听说，以前的以前奶奶是带着大伯逃荒到我们村里的。爷爷在兄弟辈里并不算有出息，就收留着奶奶预备着往后娶进门做媳妇。岁月荒寒、熬过了地主压迫的民国时期。建国后不几年，就有了我的父亲。父亲长到二十岁，也算四村八镇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凭着自己努力考上了市里的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镇子的学校教书。那时候，连村书记都是文盲，父亲自然会被村里人高看一眼，后来每当邻里有什么红白喜事常请父亲去帮衬管理账目。 到了婚娶的年龄，爷爷托人给父亲说亲做媒。媒婆一路扭着小脚，访到了母亲所在的村里。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撮合一场婚姻是谈不到任何感情基础的，或许只是因为母亲在公社养猪之余念到了高中，才会让人觉得她与父亲的文化程度比较相配吧。迎亲那天，请了亲坊家的二伯，开着拖拉机载着两头大肥猪、几袋玉米面、几串红辣椒，半夜就出发了。那时候黄土高原上弯弯绕绕的山路没有水泥硬化，塘土铺就的路面常被雨水冲的沟沟壑壑。一路上人乏猪叫，饱受了颠簸之苦第二天上午才到母亲娘家。听说过门那天，母亲流了不少眼泪，倒不是流于旧俗，确实夫家离娘家远，回趟娘家太难太难。 过门之后，一家人自然欢喜但母亲的肚子“不争气”，连着生了四个都是女儿还有一个接生时不幸夭亡了。那时卫生条件不好，偏远乡下女人生孩子都是请村里有过生育经验的接生婆。可以想象母亲生我们姐弟遭遇过怎样艰难的生命危险。可母亲生下来都是女孩，看着邻居家，至少都是两个儿子，小小的年纪就能帮着家里放驴、犁地。父亲便整天长吁短叹，内心深处总遮着一处阴影。因为家世的原因，如果不生个儿子来继承香火，我家就算不得根红苗正往后在村里不但失去了话语权，而且还可能不能在村里立足。 父亲虽有公干，每个月有四十块钱工资。但家口大，日子也并不好过。每到逢年过节，家里孩子张着嘴要吃要穿，可粮票、布票却不多。母亲节衣缩食，忍着心疼扯几尺布，赶着镇上逢集，找裁缝做两身衣裤。一身给学校教书的父亲穿，一身留给孩子。今年给大姐穿，到明年过节，浆洗缝补之后再给二姐穿。等四个姐姐轮换穿过四年，这套衣服还不能光荣退休，母亲便把它们剪开，用面糊粘在一起压在炕席底下备着做鞋面儿。 家里生不出个“带把儿”的，母亲的生活就一直很被动。那时候人们思想观念落后，根本想不到生男孩女孩男方也负有生理责任长辈们只会把怨气撒在母亲身上。我的奶奶就算是封建家长制的典型代表吧，那时奶奶动了气，就拿起拾粪的铁锨站在院里的梨树下跺的咚咚响，嘴里还咕噜咕噜故意说着难听的话。 这时候，母亲往往不敢出气默默躲进屋子里透过窗眼往外看，等奶奶发作过了巅起缠过的小脚，裹着棉袄的肥胖的老腰一扭一扭的出了院门。母亲就又出屋挺着大肚子继续簸粮食。母亲心里受了委屈，晚上给一家人做好了饭自己却不吃一口，坐回厢房的炕上。父亲从学校回来，察言观色知道母亲生着闷气，就热好了饭菜端给母亲，他一边说软话哄母亲宽心一边捣蒜似的点着头，应和着母亲的诉苦。 八月的一个雨夜，承载着一家子希望的我终于降生了。无法想象，父亲当时是怎样的喜出望外。竟连夜跑出十几里地到外村的送子观音庙烧香。母亲给家里添了继承香火的后人，众人对母亲的态度转变了许多。奶奶也和颜悦色了、邻居也嘘寒问暖了、父亲逢人也是满面生春。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已年近四十岁。所以我小时候体质经常不好，隔三岔五的感冒发高烧。每当那时一家人都皱紧着眉头吃饭不下。母亲一直守在炕头，一勺一勺给我喂糖水。看着我黄蜡般的小脸，额头不停的渗出汗珠，只怕熬不过晚上。母亲拉着我紫姜芽般的小手，心都愁碎了。每每看到粉白的墙上有灯影晃动，母亲就俯在我身上抽泣不止。 （二） 父亲爱喝酒是邻里出了名的，按照母亲的说法，父亲是见到酒盅就恨不得淹死在酒缸里的人。不管有什么红白喜事，若请父亲去应酬他每次都会喝的滥醉如泥赤红着脸，嘴里哼哼唧唧的一步三晃的走回家来。母亲看在眼里，就狠狠瞪父亲一眼，手里刚吃到一半的饭碗，也怒摔在桌上。饭也不吃了，话也不说了。以绝对冷战的方式，让父亲知道自己动气了。我安顿好醉醺醺的父亲，再去厨房盛饭的时候，母亲就低声招呼我，让我将她刚熬好的醒酒汤端过去。我那时心里笑她“明明心里头在乎，却还要这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