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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赵俪生:“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

2017-6-27 11:20 3347

  [摘要]赵俪生并不把自己看作流光溢彩的要角,他自称史学界的一朵“寒葩”。晚年,老伴高昭一对赵俪生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



  在山东大学的七年是赵俪生一生的黄金岁月。图为赵俪生夫妇在山东大学研究农民战争史。(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我写回忆,绝不用‘权威’、‘大师’、‘大家’称呼父亲。我只用‘学人’、‘教师’这样比较实际的称谓。”赵俪生的女儿赵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学校图书馆偶然借到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把赵俪生“勾得神魂颠倒”,他从新文学投入史学门下,梦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像清代学人写南明遗民那样,写出“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
  2006年和2007年,母亲高昭一、父亲赵俪生相继谢世。赵絪拿起笔,在孤灯下追忆父母的、自己的往昔岁月。2017年,父亲诞辰100周年之际,赵絪把积攒十年的忆往文章结集出版,书名《孤灯下的记忆》。
  此前,赵俪生回忆录《篱槿堂自叙》删节本曾在1999年出版。2007年,《篱槿堂自叙》的全本和夫人高昭一的回忆录《回首忆当年》合为《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出版。高昭一的回忆录虽延续到晚年,但近事的叙述是粗线条的。赵絪忆往,尽量避开父母已述及的部分。两代人的回忆形成互文关系,父辈未及展开的部分,女儿的回忆给出一个侧影。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说,“二十世纪上半叶讲中国通史讲得最好的是钱穆,二十世纪下半叶讲得最好的,当属兰州大学的赵俪生”。改革开放初期,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全国史学研讨会上,顾颉刚称赞赵俪生是“史学界的杨小楼”。
  赵俪生并不把自己看作流光溢彩的要角,他自称史学界的一朵“寒葩”。晚年,老伴高昭一对赵俪生的评价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对这样的人来说,或许是否位列“仙班”从来就不重要。
  钟情翻译的“劣等生”
  “我写回忆,绝不用‘权威’‘大师’‘大家’称呼父亲,我只用‘学人’、‘教师’这样比较实际的称谓。”赵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书生”和“先生”确实是赵俪生的一生概括。
  1937年暑假,清华大学外文系大三学生赵俪生一口气译完了二十万字的苏联小说《孤独》。他用挂号信把译稿寄给茅盾,就到太原参加抗战去了。
  赵俪生说自己是清华的“劣等生”,军训和体育都不及格,大部分科目“尚可”,个别科目“良好”。对于清华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他憋了一肚子腹诽,晚年写自传的时候爆发出来:赫赫有名的某教授的某课“除了支离破碎的一些知识碎片和一些繁冗的卷、页数据之外,又给了学生一些什么呢?”某洋教授“只叫我们背诵如狄更斯生于何年,卒于何年,……几十年来,我不断地问自己,‘背过了这些,有什么好呢?’”
  二十岁的赵俪生,狂生的本色还藏在骨头里。他不愿在课堂上花费太多力气,却大把时间都用在了翻译上。对寒门学子来说,这是谋生的手段——“译一个长文可以拿到近百元大洋,足够半年的伙食钱”。这也是一种思维的乐趣:“将一个外语语句像拆卸钟表一样拆卸下来,再按汉语规律装配起来”。“拆卸钟表”的游戏,赵俪生从16岁玩起,那时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在清华,他翻译的视野日渐扩大,从英美作品到苏、俄、日作品,从文艺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
  毫不意外,赵俪生是清华的左派学生。他参加了“左联”和“民先”,“一二·九”运动的六次游行,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赵俪生都在清华的游行队伍中掌旗。赵俪生的左倾与其说是政治倾向,不如说是出于求知的目的:“到头来是想看一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怎么一回事。”
  革命让他好奇,也让他心生警惕。读《老残游记》,读到书中人批评酷吏刚弼:“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二十岁的赵俪生拍案大叫:“左倾思潮在历史上也是有的哇!”
  “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是不变的,像封建社会的女人嫁了丈夫一样,‘妾心古井水’。”1938年,21岁的赵俪生对他的新婚妻子说。
  “还是进《儒林传》吧”
  在抗战第二战区的战场上,赵俪生第一次显现出他当老师的天分。那时,他是“夏支队(山西夏县人民武装自卫队)”的连指导员和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的营指导员。每隔一段时间,班、排干部来集训,他要给他们讲新三民主义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材都是延安解放社印的,但赵俪生从不照本宣科。“就是‘宣’他们也听不懂,我是把那两本书融会贯通了,用自己的通俗语言讲。”他的课部队上上下下都喜欢。
  离石和碛口失陷之后,赵俪生和新婚妻子高昭一撤退到延安。与大多数革命青年的选择不同,他们并没有在延安停留。赵俪生对妻子说:“我们不宜在延安长期待下去……我们已经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不一定在这么集中的场合里搞,我们可以到松散一点的场合去搞。”他们从延安回到山西,转进中条山去打游击。
  在中条山,“连首长”赵俪生曾在敌人扫荡部队开进村口的时候,用红土拌着胶水在墙上刷日语的“缴枪不杀”。他在清华选修过的日语不意这样派上用场。
  一场来势汹涌的疟疾结束了赵俪生的戎马生涯。他在西安治病期间,山西新军和旧军之间爆发激烈冲突,部队回不去了。经亲友介绍,赵俪生夫妇辗转到陕西当起中学教员。
  1940年,陕西乾州中学23岁的英语老师赵俪生每周要上34小时的英语课。课余,他在一张从学生家借来的白油漆二屉桌边,“几乎是通宵地写作”。他的通讯、小说和译稿源源不断寄给在上海的胡风、郑振铎们。
  1941年,昔日的清华同窗王瑶突然到访。他看到赵俪生和妻子租住一间民房,“四壁萧然,只一盘大炕,夫妇二人带一新生不满周岁的女儿,连孩子衬布都是山西新军带下来的供给制军装的破片”。屋外,日军飞机时常飞临,丢下不大的炸弹或者扫一梭子子弹。屋里,一对挚友经过几昼夜的畅谈,议定了他们的出路:“进《宰辅传》压根没有门;进《忠烈传》也未必有资格;进《货殖传》根本没有本领,到头来还是进《儒林传》吧。”
  从学校图书馆偶然借到的全祖望的《鲒埼亭集》,改变了文学青年赵俪生的人生路径,让他从新文学投入史学门下。他被这部书“勾得神魂颠倒”,梦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像清代学人写南明遗民那样,写出“当代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事迹”。“为什么进入史学,理由很简单,它比兄弟学门更深邃,耐人探索。” 他觉得全祖望写的张煌言,出格地长,也出格地精彩,“既有经过多方考核的精确的史实,又有充沛的感动和生动的文采。从这篇文章我才懂得,高乘的史学写作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赵俪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刊登在《大公报·文史周刊》上。胡适读后写信鼓励。也是在1946年,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从重庆迁回上海,开复员大会,作为会员的赵俪生受邀参加。从陕赴沪途中,他到河南大学拜访了著名学者嵇文甫,两人连谈三晚。赵俪生纳入自己师承谱系的先生不多,嵇文甫是一个。他形容嵇文甫“吐嘉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
  1947年,30岁的赵俪生凭着傅斯年的推荐信成为河南大学的副教授。与嵇文甫共事一年之后,赵俪生对嵇先生有了新的看法。他说他“世情”太浓。嵇文甫晚年致力的“政术学”,赵俪生更加无法认同。“就是把我摆在老君炉里炼一万遍,从我的骨灰里也炼不出一点‘术’来。”79岁的时候,赵俪生在他的自传中写道。
  1948年的开封攻城战打得异常惨烈,“街上的尸体气味已不是臭,而是辣椒般的刺鼻”。除少数人留下筹办中原大学,河南大学大部分教师被分配到华北局。赵俪生则从华北局分配到华北大学(即后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华北大学,他批评了副校长成仿吾,被调至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在编译局,他又得罪了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短短一年多,赵俪生失去了学术中心地带的职位,先是调东北师范大学,后又转调山东大学。



  赵俪生晚年最重要的学生之一是秦晖。有人跟赵俪生开玩笑:秦晖的名气比你大。
  赵俪生的回应是“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嘛!”(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这堂课让我们师生都感到愉悦”
  在山东大学的七年是赵俪生一生的黄金岁月。身为历史系的教授,他担着“中国通史”的明史部分,又与妻高昭一开了《农民战争史》的新课。
  《赵俪生学术自传》说:“关于农民战争,脑子里自然已有个轮廓,知道最大规模的在‘正史’中立有专传……次大规模的在‘正史’中往往写入作为镇压者的将领的传;再其次,就要到角角落落里去寻找,‘五行志’里会有一点,‘灾祥志’里也有会有一点;最后,往往有些极宝贵的资料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埋藏在某文人的书札或诗词里……”
  赵俪生夫妇把农民战争研究落实成四个主题:不同时代农民身份的差异、起义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农民起义和多民族之间的关系、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古史分期、民族学和民族史、宗教学和宗教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上层建筑学说都被囊括进来。晚年,赵俪生曾坦言,自己研究农民战争史是“奉命之作”,但他从不否认,自己进行的是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一切的学术事业,大体都是缘着这么一条大同小异的道路积累起来的。”
  除了历史系的课,赵俪生还在“马列主义教研组”客串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和逻辑学。每一门课他都讲得引人入胜,上座率高到爆棚。没有座位的学生坐在窗台上,站在走廊上。
  山东大学中文系1950级学生赵淮青记得,在逻辑课上,赵俪生用涅克拉索夫的诗讲解排中律:“俄罗斯母亲啊,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
  赵淮青的师兄吕家乡上过赵俪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选读》。在这门课上,赵俪生“逻辑严密,字斟句酌”,“声音洪亮,字字入耳,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看到自己与学生形成良性互动,下课前,他会喜形于色地说:“看得出大家对这堂课很满意,这和我的预计正相符,谢谢!”“这堂课让我们师生都感到愉悦,下一次会有更精彩的节目!”
  这位老师不拘形迹,他像孩童一样迷恋着三尺讲台。他曾把讲课比作唱戏:一个演员在一段淋漓酣畅的表演之后,会有一股郁勃之气,而写完一篇高质量的史学论文,却只有疲劳。那种淋漓酣畅之感,只有讲完三个小时的课才能具体而微地感受到。
  “他们是剽窃不完的”
  “听赵先生讲话是一种享受。”这话,八十多岁的赵淮青反复跟南方周末记者说了好几遍。在山大上学的时候,赵淮青曾和同学拜访赵先生,但他和老师的私谊是老师被打成右派之后才开始的。
  1961年,新华社青海分社的记者赵淮青利用到兰州出差的机会,拜访了困境中的先生。“淮青师兄来,我们全家都高兴,一是会有一捆湟鱼干,二是有相机,又可以留影了。”赵絪回忆。
  青海湖里鱼有的是,少数民族不吃,在当地工作的汉人把鱼打上来,在湖边的石头上晾干,串成一串。赵淮青把青海湖的湟鱼干带给老师,在“饿得一点荤腥都看不见”的日子里,那是赵俪生一家的期盼。
  尽管关起门来说话还是百无禁忌,但先生已无昔日讲坛上的风采。赵淮青劝老师:”赵先生,你得想想办法,你写文章吧!”到哪里写文章呢?投出去的稿子一概被退回。赵淮青说:我们青海有个杂志叫《青海湖》,你写文章,我给你推荐。
  1963年,赵俪生以“鹿其莘”为笔名写的《谈杜甫的秦州诗》在文学月刊《青海湖》上发表。此文把杜甫因生活所迫,暂居甘肃秦州期间写的诗命名为“秦州诗”。它既是一篇精彩的诗论,又可从中看出赵俪生在分析杜诗间,抒发自己“中夜起坐万感集”的心绪。文章结尾,昔日曾在马克思主义大课上博得满堂彩的赵俪生不忘用辩证法总结,身世寄托之感更加强烈。他说杜甫京洛时期的诗歌技法是“正”,秦州时期是“反”,有这一正一反在前,草堂和夔州时期便是“合”了。
  也是在1963年,赵俪生重新回到兰大的讲堂上。先是讲通史,继而又做了一件筚路蓝缕的工作:开《中国土地制度史》。之所以放弃驾轻就熟的农民战争史,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观点已不合时宜。
  妻子高昭一不忍放弃丈夫一手开创的研究领域,赵俪生安慰她:“只要人还在,我有能力开辟更多的科研途径,不怕人剽窃,他们是剽窃不完的……”那时的赵俪生已另有雄心,他要“在中国经济史的每一个关节上悉心检查”,看中国是否一直带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色彩,看“亚细亚”式的共同体,是被抛弃了还是未曾抛弃。
  1973年,赵淮青调到石家庄工作。一次进京公干,在某商店门口,看到赵俪生。当时,赵俪生被兰大退职,户口强行迁至贵州大女儿处,断了生活来源。赵淮青陪他在国务院接待室和公安部信访办奔走。周恩来总理给有关方面写了便函:恢复原单位、原职务、原工资。
  “他走流沙走得很开心”
  赵俪生再登讲台,是在1978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金雁不是赵俪生的嫡传弟子,她选修过他的课,称他是“五绝教授”:板书绝、文献绝、外语绝、理论绝、博而通。尤其让她难忘的是“先生上课极投入,常达到忘我的地步,一堂课下来整个背部都被汗湿透”。
  老妻高昭一有经验,每次赵俪生去上课,她都会给他准备一身干净的内衣裤,下课回来换下那身湿透的。
  赵俪生晚年最重要的学生之一是秦晖。1978年,插队9年的秦晖,以“同等学力”报考兰州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险些因为先天性青光眼被拒之门外。是赵俪生说,“如果不招秦晖,今年我就一个学生也不招了。”
  后来,秦晖的学问越做越大。有人跟赵俪生开玩笑:秦晖的名气比你大。“‘哦?是吗?’——有点酸,”赵絪向南方周末记者转述父亲听到这话的反应,“‘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先生嘛!’”
  晚年的赵俪生已不带学生。但他不仅关注自己学生的学术发展,也关心同窗好友王瑶的学生,他们每有论文、专著发表,赵俪生都会找来看。当年在清华,赵俪生、王瑶、郑天翔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在一起念书,在一起吃饭,三个人的钱放在一个抽屉里,谁用谁拿,有了钱再放在里头。
  赵俪生和王瑶都有辩才,互相讽刺挖苦了一辈子,也惺惺相惜了一辈子。赵俪生说王瑶“一直快步走路,急口说话。他走起路来,得得作响。他讲起话来山西乡音很重,内容像连珠炮般喷出,语音越说越高亢。但我留心到,当他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
  不论怎样吵,不论两人处境相差几何,赵俪生和王瑶始终维系着他们之间的友谊。相比而言,他与后来做到最高法院院长的郑天翔却疏于走动。其实郑天翔很关心赵俪生,曾不断给他寄药。“但我父亲到北京,去王瑶家,去顾颉刚家,去叶圣陶家,却从来不去郑天翔家。”赵絪说。“赵先生是有一点读书人的脾气的。兰大校长江隆基对他非常好,但他从来不会去看望领导。”赵淮青说。
  赵俪生从不经营同学、同侪之间的关系,他也从不经营师生关系。“学生靠老师,老师也要靠学生,他的学生没怎么靠他,他也不靠学生。”赵俪生的外孙邱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邱峰是兰州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有些人上的是朝堂,有的人走的是流沙。他走流沙走得挺开心,这辈子就值了。”邱峰安静地说。
  老师生命的最后一年,赵淮青特意从北京到兰州,陪他住了一个星期。赵俪生听说赵淮青在写关于吕荧的文章,特意把自己收藏的一份吕荧年谱交给赵淮青:“我对不起吕先生。我批判过他。”赵俪生批判过吕荧,也批判过他的伯乐胡适和胡风。
  赵淮青安慰他:你那不叫批判,你没谈出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晚年的赵俪生仍为此愧疚不已。(文/石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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