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复盘“中华史”书写：不敢说是最好的，可敢说是最贴心的
 “我更在意的是历史的走向和变化，就是历史拐点。为什么这个地方拐了，怎么变过来的，我跟踪的是这类问题。”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4日《南方周末》） 2019年春天，72岁的易中天大部分时间依然隐居在江南某小镇，继续创作《易中天中华史》第22卷《严嵩与张居正》。状态好的时候，他一天可以写上11个小时。 2018年12月，第21卷《朱明王朝》出版，32卷本的《易中天中华史》完成过半。据该套书的策划及出品方上海果麦文化透露，从2014年出版迄今，总销量逾700万册，平均每卷近35万册。 如果以之前平均每年超过三卷本的写作速度，顺利的话，这部从女娲补天写到改革开放的“个人通史”，大概三年之后有望完成。 不过，易中天接连摇头，“不可说，非常不可说；不可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除了明代，接下来都是硬骨头，他预感棘手的问题越来越多，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和节点的书写方式也将越来越难。 “越是晚近，读者的代入感越强，比如目前明粉很多，明代的一些关键人物和细节，如果有不同观点，这些读者有可能认为被冒犯。”《易中天中华史》学术顾问、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陈勤表示，相对而言，明清之前的历史，读者一般定位在旁观者，“像在看戏”。 2016年8月，前十六卷出版之后，易中天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对原来的插图和排版做了调整甚至更新，主要涉及前三卷《祖先》《国家》《奠基者》，其中《国家》一卷，不少章节干脆推倒重来。 “如果有硬伤的话，我会公开道歉。”2006年2月，《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出版后，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李蓬勃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误解误译举例》），挑出此书中的十个硬伤，易中天都承认，还发博客，“道歉了好几次” 。 “首先，他不是来挑衅搞事的，其二，他非常尊重学术，而且说得很客观。”2011年《易中天文集》首发式在北京举办，易中天专门把李蓬勃请到了现场，他们还成了朋友。 陈勤听到过不少外界对这套“历史文化”畅销书的评价。“不屑一顾的有，因为你动了人家的奶酪，比如学院派历史学专业的一些人；同时，一批专业的历史学者也表示支持、欣赏，比如中国社科院马勇、复旦大学樊树志先生等等。”陈勤说，指责易中天“狂妄”的也有，不过很多都是情绪宣泄，“至于那些网络喷子，不理也罢”。 “我一直感谢批评者，也许你成功之前没有，但是之后一定要有批评者，一定要有人监督你；听不到不同意见和不同声音，是非常危险的。”易中天认为，从2006年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品三国》开始，自己至今还没有倒下的主要原因，是“一直有反对派、有批评者，我身边有；我的亲人、我的朋友，都是直言相告的”。 《易中天中华史》宣称：“严格依据史料史实，敏锐捕捉文物线索，探索隐瞒的真相，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易中天并非专治历史，如何保持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平衡，考验相当之大。 每卷动笔之前，历史学专业科班出身、专长世界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陈勤负责给易中天开书单，这份书单也包括由他邀约的资深历史学者推荐的必读书目。在大量阅读和讨论、合并专业意见和建议之后，他们才开始建构史观、叙事逻辑和基本架构。 “比如，对中国具有3700年文明史，而非通俗的5000年文明史的判断，综合了文献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历史证据很扎实。”为此，易中天专门拜访了上海博物馆和陕西博物馆。 这套史书的书写，重点突出“文明史”，在世界文明史的范畴，观察3700年来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与演进。文明进步和制度创新，因而成为全书考察和选择历史拐点和素材的重要指标。比如与唐代相比，五代十国时期“人性黑暗集中爆发”，文明进程乏善可陈，全书未列专卷；而朱明王朝时期实行内阁制，相权衰弱，国家治理模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视为一种制度创新。 对于易中天提出的“女娲的原型是青蛙”等“惊人之语”，陈勤表示，类似这些“翻案文章”，事实判断一定先于价值判断之前，并有史料证据或文献作为支撑。 《易中天中华史》大量运用了话剧、电影、电视剧和侦探小说的手法，但内容全部来自正史，不编造任何情节，包括细节。易中天认为这种写法是自己“独创”的。 在陈勤看来，易中天懂传播、逻辑强、会讲故事，熟谙受众心理，能够敏锐把握当下受众对历史叙事的需求和痛点，其笔下的历史“带着体温”“有趣味”。 “唐玄宗出逃那几天下着小雨，陈后主亡国前几天正逢雾霾，这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易中天说，“我自己给自己写了一个座右铭，叫做无一日敢懈怠，无一事敢马虎。这样才能保证不至于倒下。” 完全不“通” 不面面俱到 南方周末：《易中天中华史》带有强烈的易氏风格，你不认为它是个人通史，也不是私家历史，而是中华史诗。我的感觉，你的书写方式类似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主编的《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强调故事性、历史细节丰富，总体来看不像传统历史书写的编年体体例，而是着重选择历史的重要节点和拐点，做以点带面式下沉式发掘。你认为你的写史方式与传统的历史书写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易中天：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四个字，完全不“通”。首先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史，因为它不面面俱到，有些历史我是跳过去的，比如五代十国。你要在很短的文字内面面俱到的话，必然变成流水账，而且五代十国的国名和皇帝的名字谁记得住，没人记得住。 南方周末：让我感到吃力的还是看第20卷《铁血蒙元》，那些蒙古族部落的称呼，包括大臣对部落首领的称谓，蒙古西征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那些国王的名字、战役名称，非常复杂。 易中天：但是还能看懂。我有一个规矩，如果要出现一个人的名字，一定不会出现一次，只出现一次的人我一律不写名字，记不住，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我宁可用这样的表述方式。 南方周末：由此看来，可读性是你为这部书规划的一个指标吗？ 易中天：对。我是这样的定位，对这套书，我不敢说是写的最好的，可我敢说是最贴心的。处处替读者着想，永远把读者放在第一位。其实，在互联网思维流行之前，我就把类似的口号提出来了。我的说法是，谁不把读者、听众和学生放在心上，他们就不会把你放在眼里。网上流传的所谓“易中天十大金句”，全是伪造的，（现在说的）这句话如假包换，是我自己的。 从1995年出版《闲话中国人》开始，我就是这个指导思想，一定把读者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和传统的历史学家写的书不一样的地方之一。比方说，（历史时间）他们会写“公元七世纪”，请问不是学历史的人谁知道公元七世纪具体指什么？我绝对不用，我一定是用你知道的表述方式。比方说第2卷《国家》的开头，公元1650年，也就是大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去世那年，有位名叫阿歇儿（Ussher）的爱尔兰大主教经过精心研究和精密计算，向世人宣布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耶稣诞生前4004年。就是说，我也写公元多少多少年，但是我后面会加一个注。再比如，嘉靖皇帝去世的那一年，一艘船从什么地方出发了，它的名字叫五月花。同一个时间，中外发生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放在一起写，这样的表述更清楚。 南方周末：这就是你说的全球视野吗？ 易中天：就是全球视野，但是我做不到卷卷如此，《王安石变法》（注：第18卷）这一卷，一句话也没有提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因为“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完整事件，我必须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但是我的表述方式也不是传统的史学的表述方式，他们一般要从范仲淹写起，我一开始就写天下大旱，几个月不下雨，一个名叫郑侠的小官给宋神宗上了一封奏折。 南方周末：这个现场描写像电视镜头，是剧本的写法。 易中天：对，这又引出了第三个特点，画面感。画面感其实就是现场感。我要求自己一定做到，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身临其境，比方说反对派去告王安石，我会把这个过程详细表述出来，全部是有史料记载的，绝对不能编造，一定是有根据的。上朝以后，有一个小官出来说，臣要弹劾王安石。宋神宗说，好，下朝以后再说。不行，现在说。好，我们单独谈。不行，我要当众说。神宗皇帝没有办法，你说吧。最后掏出一个长卷来，开始念王安石的罪状，念一段以后还要问王安石，是不是这样的，这种现场感很多人会忽略。我非常在意这些细节。 要么有态度 要么很实在地告诉人家要说什么 南方周末：我觉得不仅是这些细节，还有标题的创作，和传统的学院派史书也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第17卷《大宋革新》的标题，“椅子和包子”“刺青者”等等，这些都像侦探小说的标题。 易中天：我做标题有原则，能用副词的不用形容词，能用动词的不用名词。比如第一卷《祖先》，标题全是主谓结构：夏娃造反，女娲登坛，全部都是动作，必须有动作。另外还有，我非常重视第一句，我希望一开场，就把读者拉进来，这是做电视做出来的经验。不是所有上“百家讲坛”的人都播出了，还有的人录了没播，录好的节目播不了。为什么？他是用上课的方式做这个事，他在课堂上可以很受学生欢迎，但是搬到电视台就不灵了，很简单，环境不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男女老少都有，观众是有一搭没一搭，有的在厨房里做饭，耳朵听着，有的躺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一分钟之内抓不住，他就换台了，所以你一开始必须把人抓住。所以我非常重视我的中华史，包括每一本甚至每一章、每一节的开头第一句。比如，第十卷《三国纪》的第一句话：汉灵帝死后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 南方周末：有点像古龙的小说。 易中天：对，我喜欢古龙，一下子把读者带进来了。现场感、画面感、动感，都有。 南方周末：《易中天中华史》中写的很多人物、事件都能看到你的态度。 易中天：你要么有态度，要么就很实在地告诉人家，我要说什么、我说的是什么。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安石变法》，这是实实在在的书名，《女皇武则天》，态度也非常明确。这样写，大家就知道是不是自己想看的，所以我说是最贴心的。另外，像我这样写中华史，必须会做编辑。因为材料全部来自正史记载，我基本不用野史。如果用了野史，我就是想在这个地方调剂一下，而且会注明这是野史，你别当真，但好玩。 南方周末：宋代三卷，后面的文献，注释，体量不小，其中最主要的文献来自《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的选择和取舍你如何处理？ 易中天：我的学术顾问陈勤会给我意见，他给我开书单。你有没有注意到《王安石变法》那一卷，我做的年表。拜托你看一下年表，我细到了某年某月某日，这难在什么地方？正史是干支纪年，戊戌日，这是几号，我得拿表在那里换算，换算以后我才知道哪件事情是前一天，哪件事情是后一天。我写的都是13日、25日，否则读者看不懂，如果是戊戌日，一般读者怎么看得懂？如果写出具体的（公元纪年）日期，他马上就明白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事情发生在前、发生在后是不一样的。 另外，像这样写“中华史”，要会做编辑、做剪辑，还要会做作家，有些闲笔其实非常有意思。比如钱锺书先生写的《围城》，方鸿渐不是买了一个假文凭吗，拿到文凭以后，他应该付尾款了，就给人家说你的文凭是假的，定金我不要了，尾款也不付了。一般人写到这里就为止了，钱锺书先生后面却跟了一句话：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跟外国人做生意就这一回占便宜了。 南方周末：宋代三卷，《风流南宋》（第19卷）除了注释和文献，全书204页，留给宋词70页，占了全书1/3，为什么这样处理？ 易中天：我有一个基本观念，中华文明在唐宋两代达到了鼎盛和巅峰，宋词则是宋文明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宋词必须有分量。宋代的第一卷《大宋革新》，开篇就是从晏几道写宋词开始的，他表现的是时代精神。有宋一代，就是唱着这样的小曲开始的，重文治轻武功，闺情和闲情，这是它的特点。 还有，一般人不太浓墨重彩的就是宋代的海外贸易，那是我写得比较累的一部分。第一，我不是学经济出身的，自己还要学，第二，经济史几乎没一本好看的，读起来很累，而我又要写得很好看，所以才会有“满船都是钱”这样的标题，而且用一个乘船的故事来开篇。 唐诗也有专门一章，但谁也想不到我会放到哪一卷，我放到《安史之乱》那一卷。因为前面第一卷我叫《隋唐定局》，基本是讲制度变革，讲诗不合适。第二卷叫《禅宗兴起》，这样的内容，你写唐诗在里面也不对。第三卷《女皇武则天》写了武则天的一生，在这里放一个唐诗也不对，所以只能放在《安史之乱》。 “拐点”甚至就是“目的” 南方周末：在这套书出版的过程中，媒体报道你有不少“首创式”的发现，比如你认为女娲原型是青蛙，也曾经引起一些争议。这些发现都有确凿的文献证据吗？你能不能再举几个例子？ 易中天：《朱明王朝》里就有，比如我认为徐达不是朱元璋杀的。《王安石变法》里也有，我发现吕惠卿诬陷王安石。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不会刻意地去做，只是碰到了，不能不说。我更在意的是历史的走向和变化，就是历史拐点。为什么这个地方拐了，怎么变过来的，我跟踪的是这类问题。写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冤假错案”，当时就会有一个评判，顺便的事。 南方周末：你特别在意拐点，这本书的整体架构安排就是这样搭建起来的？ 易中天：甚至就是目的，就是写这套书的目的，就是搞清楚这个拐点，搞清楚我们的民族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否则写这个干吗？ 南方周末：这些拐点是学术界公认的拐点，还是你有新的发现？比如整个五代十国时期，你并没有列专卷，印象中日本讲谈社出版的中国史也不认为是一个拐点，但对于辛亥革命，学术界公认就是一个拐点。 易中天：通常传统的通史比较平均用力，所有环节都写到，我只能说我是把一些地方特别拎（出来），也不能说人家没有，如果发生了很重大的、确实是历史拐点的地方，他们不会漏掉，但是不是那么着力去写就难说了。比如我非常重视雕版印刷，其他历史学家肯定会写到，如果写通史或者写宋史，怎么会不写雕版印刷，但是他放在科学技术这一栏里去写，而我会写雕版印刷把整个文化改变了。 为什么？传播改变文化，这就是我的观点。这个观点不会在一般的通史里面这么贯穿。因为你之前的是手抄本，先是简、后是纸，少数人读书，雕版印刷以后，很多人能读书了，当然那个时代也不是全民读，但是读书人可以由富有的家境变成了家境贫寒的知识分子，科举制度才能真正地落地。还有一些变化，也是史学界没注意到的，比如我就发现科举、禅宗和茶这三件事，它们的兴起是同步的。原来陈寅恪先生有一个科举制度兴于什么、成于什么的这么一段话，他只是说了科举，然后我发现禅、茶是同步的，它们的兴、起、变化，完全同步。 我还要补充我写中华史的一个特点，侦探理论，因为我太喜欢侦探小说了，特别喜欢日本的东野圭吾。好侦探三个条件，直觉、逻辑、证据。 南方周末：对于历史研究和写作，直觉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易中天：很多地方，直觉会告诉我有问题，比如吕惠卿诬陷王安石这个历史公案（注：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由于吕惠卿的出卖和诬陷，导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吕交给皇帝一封信，不过那是王安石给他的私信，上面写着四个字，勿使上知。欺君之罪，这在古代是很严重的罪。交上去以后半年，王安石才发现这里面有问题，怎么可能呢，直觉告诉我这儿有问题，然后我才去破这个案子。所以一个好侦探一定是有直觉的，到了现场他知道凶手是谁，但是他不能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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