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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2012-11-28

已有 1139 次阅读2012-11-28 15:21 |个人分类:转载| 读者

洛夫寄语晶报读者:让我们大家来读诗,不但我们要拥有诗,也必须让诗拥有我们。 每年的读书月,正是洛夫先生与深圳相约的时间。连续两年,每当温哥华寒风乍起,洛夫先生都会收拾行囊飞来温暖的深圳。诗人的到来,是深圳之幸,也是记者的幸运,因而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洛夫先生接触,倾听他关于诗歌的一些看法。 在古人的东西里,我发现新的美 晶报:我读大学的时候喜欢读诗歌...

洛夫: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

  洛夫寄语晶报读者:让我们大家来读诗,不但我们要拥有诗,也必须让诗拥有我们。

  每年的读书月,正是洛夫先生与深圳相约的时间。连续两年,每当温哥华寒风乍起,洛夫先生都会收拾行囊飞来温暖的深圳。诗人的到来,是深圳之幸,也是记者的幸运,因而有机会近距离地与洛夫先生接触,倾听他关于诗歌的一些看法。

  在古人的东西里,我发现新的美

  晶报:我读大学的时候喜欢读诗歌,但是后来发现大陆诗歌不能吸引我,因而转向台湾诗人的作品,台湾诗坛显得正常得多。回首来路,台湾诗歌走过了怎样的旅程?

  洛夫:诗歌最起码的要求是一首诗,不能是一段对话。诗有它的美学要求。一首诗,如果诗的境界、内涵、情感都没有的话,不能称为一首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诗坛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非常深刻。各种新鲜的艺术思潮兴起,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等,对台湾诗坛影响很大。那时候,我在做《创世纪》诗刊的总编辑,我有系统地把西方现代主义各个流派的艺术思想、表现技巧和代表性诗人作品翻译成中文。每辑都有固定主题,持续做了好几年,在台湾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多年以后,西方的艺术思潮在台湾产生一些反效果。有的人写诗非常内在化,变成自言自语或者内心的符号,不是很明朗。白话的口水诗当然不好,但是如果是你自己把门关起来,让别人去猜谜,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有些读者反映看不懂诗,这种状况引起了一些评论,同时也使诗人产生一种自觉。那时候,台湾的诗歌可能向西方走得比较远,回到原点也比较快。

  后来我下决心把中国传统诗歌和诗话都通读一次,在古人的东西里,我发现一种新的美,比如在李贺的诗里发现超现实主义,而中国只是没有这个词语而已。我开始重新反思,中国的现代诗如何突破困境。这种路向也就是后来台湾诗坛的主流:把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美学结合起来。在大陆的年轻诗人也是受到革命诗、政治诗的影响,对台湾语言不太习惯。台湾语言既有生活化的语言,也有社会化的语言,诗的审美特性显得活泼、有亲切感。这类型的诗很受读者喜欢。西方思潮与中国传统的结合,不但是台湾诗歌的主流,也是香港、新加坡,包括局部华人文化圈的主流。

  晶报:“中国传统新诗,仿佛在大陆断裂了,但是在台湾却保持了下来”,在大约20年前,我的这个观点曾经受到老师批评,如今这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后来我又发现,台湾诗歌似乎也在变化,至少现在不像当年那么繁荣,且能产生一批开创性的诗人。

  洛夫:上世纪三十年代,像徐志摩、李金发那类诗人是全面的、无条件地向西方学习,这个倾向一直延续到台湾,影响差不多持续了五、六年。后来,诗界发起了一个现代诗运动。经过《现代诗》的创办者纪弦先生的倡导,很多年轻人开始感觉到:“五四”时代的诗,在语言方面不是很完美,甚至有些语言很粗糙,对诗的追求不够纯粹、彻底。于是他们开始反思,把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相结合。这可能是台湾诗歌发展得比较好最重要的原因,这种发展持续了二三十年。

  后来,由于台湾这个地方具有特殊的本土性,本土诗歌就比较排外。有一派本土诗人排斥外省诗人,他们有“意识形态放到第一位,诗歌放在第二位”的倾向,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倾向。同时,他们以台湾化的语言写诗,台湾化语言的组合完全不一样,导致读者的范围很小,所以影响不大。

  晶报:在台湾年轻一代诗人中,您觉得哪些诗人做得比较好?

  洛夫:新一代诗人大多是来自学院的诗人,我们那一代很多来自军旅。学院派诗人接受传统国学知识,受中国语言的影响,所以写的诗比较文雅一点,因此也有一些比较文雅的诗出现。台湾过去有一个现象,几个大报都由诗人担任主编。他们对台湾诗坛也产生影响,经常刊登诗歌作品。

  晶报:您曾经说年轻诗人为了迎合大众,把诗歌写得很直白。其实在大陆还有这样一种现象,有更多诗人转行,放弃写诗而从事其他行业。您对此怎么看?

  洛夫: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没有关系。转业之后剩下的诗人就专门写诗,反而使诗歌更加纯粹。今天大部分的诗人总没有正常化,总是带有一种目的性,好像要自讨民心一样。

  写诗不仅是写作行为,更是价值的创造

  晶报:您在中国当代诗人中非常特别,诗歌艺术生命很长,甚至被称为“高龄产妇”,能一直保持如此高产的秘诀是什么?

  洛夫:我73岁写出3000多行的长诗《漂木》时,整个台湾诗坛都感到惊讶。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好奇,也有很多记者问我,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我,无怨无悔从事这样一份孤寂的事业?在诗歌处于边缘化的今天,我觉得如果一个诗人没有自信和信念,不可能做这样一件事情。当我的诗歌投入市场时,我从来不以市场经济的价格来衡量诗歌的价值。

  当然有人说,今天不是诗歌的时代,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诗歌的时代。现在有很多不幸和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诗歌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诗都能产生这种效果,也并不是所有读者都能够产生这种反应。我总觉得,诗歌有一种创造和想象的空间,能实现人的某种梦想。

写诗,不仅仅是一个写作行为,更是一种价值的创造。这很重要,因此我就不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去设计自己的创作生涯。写诗是生命内涵的创造,像莎士比亚、杜甫的诗;写诗也是艺术境界的创造,像李白、王维的诗;还有一种更重要——语言意象的创造,可以说诗歌使语言增值,能产生极大的价值感。虽然它是一个很孤寂的事业。只有你坚信自己诗歌的价值存在,才能专心专意从事诗歌创作。如果你有强烈的名利诱惑,就写不好诗。今天有很多年轻诗人要与大众文化竞争,把诗写得很直白,以为这样读者就能懂得他的诗,这样的话,诗的艺术效果会打折扣,读者可能会不屑一顾。譬如,很多的口水诗、叙事诗就是这样。中国是一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家,但我对现在的诗很失望。我摒弃对大众诗歌的追求,宁愿保持对诗歌纯粹性的追求,这更能产生艺术的永恒性。

  晶报:您有两首重要的长诗作品,一是早年的《石室之死亡》,一是晚年的《漂木》,70多岁了您还能创作出《漂木》这样的长诗,创作力确实旺盛。

  洛夫:多年前我就开始构思《漂木》,其中有接近五年的酝酿。那个时候,我拒绝一切和外界的应酬和交往。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不管有没有人愿意看它,不管有没有刊物愿意刊登,不管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我都要把它写出来。很巧的是,台湾一个大报的副刊主编,在看到我这个诗的若干行后,问我能不能连载。开始的十天,都是整版地连载,在台湾引起轰动。

  晶报:您曾把自己的创作分成五个阶段,最后的一个阶段您命名为“天涯美学”,《漂木》体现的正是您的“天涯美学”吧。

  洛夫:我在加拿大待了16年,内心的世界多少有点变化,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我所居住的地理位置,使我跟他人的应酬比较少,可以称为“深入简出”。但是,我并不是孤立自己,精神生活反而更加丰富。在加拿大的环境里,人跟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就产生一种“天涯美学”的思想。

  它里面有两个最主要的思想:第一种是悲剧性的东西,它不是跟死亡、跟战争有关的悲剧,而是人的漂泊感。我所谓的“天涯”是指超越国界,精神上的天涯。第二种就是心灵的一种宇宙情怀。我住在温哥华一个半城半乡的地方,那里既有现代化科技的享受,也有乡村的自然风光,所以感觉自己和自然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人生活在自然中,可以跟自然对话。我不是一个持狭隘宗教观的人,我是一个广义的泛神论的人。我的世界看起来有一种宗教情怀在里面,但这并不是哪个庙里的菩萨,或者哪个教堂的上帝。我在《漂木》里面特别有一章《致诸神》,它是我的第二个宇宙观,跟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比较接近。“天涯美学”是《漂木》的思想基础。

  晶报:您的诗歌创作经历已有60年,取得了极高的诗歌成就,那么,您现在认为,什么是好的诗歌?

  洛夫: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浅显地看,诗歌琅琅上口,明白易懂,能够表达个人的某种情感,这种情感带有一种感染力,读了以后觉得很感动,似乎就是好诗了。其实,诗歌的本质不仅仅如此,我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歌里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现代人探索、研究、发扬的,诗歌应该是意在言外,诗的意境不在语言之内,在语言之外。我认为,诗是一种沉默的语言,不是那种嚣张的、声音很大的叫嚣,那种很激情的语言。诗的语言是有想象的空间,是没有说出来的那一部分,不仅诗歌,绘画、书法也都是这样,比如绘画中的留白。比如我写一首春天的诗,读者为什么喜欢,是因为诗里边留出了想象空间让读者来补充,他会觉得读起来有兴趣,如果这首诗写得像一篇说明文字,像广告词或一篇论文,一看就懂了,那就不需要诗了,读诗就是要读没有写出来的部分,这是诗歌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学,现在我们读王维和李白的诗,有一种气韵在里面,很美,很动人,那是一种不会消亡的美,我称之为“中国诗歌意象的永恒之美”。

  禅,就是对生命有一种新的认识

  晶报:去年11月出版的《禅魔共舞》是您最新一本诗集,拜读之后我感觉,这本诗集与您早期诗歌作品由“魔”主导不同,在这本诗集里似乎“禅”成了主舞者,“魔”是伴舞者,是这样吗?

  洛夫: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谈诗和禅的关系对我有所启发,其实,我的禅不完全是是佛教意义上的禅,就是生活里边一些很平常的事物,用心去体会的话,会发现里边有一种特殊趣味,事物和事物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其中的玄机和悟性,你看了以后,就会觉得对生命有一种新的觉醒,有人问我什么是禅,我对禅的解释就是对生命有一种新的认识。至于这里边的魔,魔就是我诗歌里的超现实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诗。这本诗集里边,有一些禅,还有一些超现实主义,两者都有,所以是禅魔共舞。

  晶报:2012年您有什么新的创作?

  洛夫:到现在,我仍没有停止创作。我有一首诗叫做《背向大海》,曾被很多论文讨论过。我不需要那种激情式的写作,太激情的东西不是好事,激情会变成滥情。我要冷静下来,透过意象表达我的情感,把热情冷却下来。中国诗歌流传几千年到现在,就是因为它是很冷却的意象。后来我的大部分诗都是这样,很多诗是冷静的。年轻时候的写作,也很少那种激情澎湃式的写作。

  今年诗写得少,不像书法写得多些。诗的方面,主要在写“唐诗解构”系列,解构是一个后现代主义名词,我把中国古典的诗重新创造,保留诗的意境,比如《登幽州台》、《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对这些诗我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节奏重新创造,尽量保持原来诗的趣味和意境,但是看上去,已经全不一样了。《禅魔共舞》里已经收录了一部分解构诗,但还不够,我打算写够50首,然后结集出版。

    晶报记者庄向阳

  实习生 晏梦辉 任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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