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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台墙上的铁勺,勺沿总悬着一滴水,将落不落。青砖上洇出一块深色的痕,洗不掉,也不用洗。
柄长勺沉,是姨夫打的。长年被灶火熏出一层哑黑的旧色,摸上去粗粝微凉。
小时候要两只手才抱得动它,总拿筷子敲得叮当响。母亲从不呵斥,走过来轻轻按住我的手:“勺子是用来舀饭的,不是玩的。”她掌心带着烟火和面的粗糙温度,力道很轻,这句话,我就此记下了。
七十年代初春,粮缸见底。一天傍晚,后院三大娘站在门框外,犹豫许久才开口借玉米面。我躲在母亲身后,心里揪着——缸底那点粮食,本来就只够撑几日。
母亲弯腰掀开桐木缸盖,面薄得盖不住缸底。她静默片刻,抬勺探进去。勺头落到底,磕到缸壁,闷响一声。提起来,面里凹下圆圆的坑。她舀了满满多半勺,倒进三大娘撑开的布袋,干面簌簌落下,沙沙作响,像细雨敲在干土上。
人走之后,我小声嘟囔:“咱家也剩不多了。”母亲没有应声,蹲下身往灶膛添柴。火苗一跳一跳,映出她脸上细密的纹路。隔了半晌,她才缓缓开口:“碗大勺子有准,往外拿多少,自己心里得有数。”
那天夜里的粥稀得能照见碗底纹路。半夜我饿得肚子咕咕作响,辗转难眠,心底却安稳,半分委屈也无。
七十年代末的冬天,大姐从临沂回来,揣回几个白面馒头。凉硬的馒头架上锅蒸,锅盖被热气顶起的一刻,清甜的麦香漫满整个院子。几个孩子围在灶台边眼巴巴等候。母亲拿铁勺锋利的勺沿把馒头划开,一人半个,分得匀匀称称。分到最后,勺底余下小小的一块。我们都望着那一小块馒头,抬眼看她。她没有留给自己,掰下一小撮,弯腰喂给脚边卧着的小黑狗。
那时年纪尚小,心里不解,白面那样金贵,人尚且吃不饱,为何还要分给狗。直到后来我成家,看见孩子落在桌面的饭粒,会下意识一粒粒捡起,才慢慢读懂她这份心意。
日子渐渐松快之后,母亲常收拾土特产,托父亲送到矿区换回馒头。自家份额留足,总要单独分出几份,先送爷爷奶奶,再分给左右邻里。我总嫌来回跑腿麻烦,她语气平淡:“过日子不能只进不出。人情如同存粮,一味索取不去维系,人心的缸迟早是空的。”
后来我到城里安家,用过不少不锈钢勺子,光亮轻巧,可总觉得轻飘飘,沉不到锅底,米汤也捞不干净。母亲过来小住,用不了两次便摇头,时时惦记老家那把老铁勺。
她一辈子盛饭,永远先把我们的碗盛满,最后才将就自己。锅底剩下一点稀汤,就配着咸菜简单对付一餐。我劝她不必如此委屈自己,她放下碗望向我:“粮食是地里流汗种出来的,吃了不疼,糟蹋了才心疼。”
她病重那年,我替她削苹果,她忽然攥住我的手,力气不大,却抓得很紧:“那把老铁勺,千万别弄丢了。”我说旧了,丢了再买一把便是。她轻轻摇头,指尖蹭过我的手背:“新买的,不一样。”旁人只当她是念旧。我心里清楚并非如此,她放不下的,是守了一辈子的分寸。母亲没有读过多少书,讲不出宏大的道理,可这一生待人接物、取舍进退,全都藏在一勺一舀之间。勺子沉,探到底方能知深浅;人心有准,才可不亏自己,不负旁人。
如今铁勺收在书橱之中。偶尔取出来看,勺身浮着一层浅锈,唯独勺柄,被她常年攥握摩挲得温润光亮,如同一块养透的老玉。锈迹可以擦去,可岁月与掌心留下的温度,怎么也擦不掉。物件安在,故人远去。
我常常握着它静静站一会儿,什么都不去想,就这么握着。沉实的重量顺着掌心漫上来,恍惚之间,仿佛母亲的手,又轻轻覆在了我的手上,一如年少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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