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眼花须更谁剪
| 微信朋友圈里，见到亦师亦友的老领导发出的一组陪老父亲到巴陵桥下理发的图片，老人家安静的坐着，街头手艺人一剪一剪，那画面朴素、和谐，将我的思绪一下子带回到久远的年代。 从小到大，不知道剪过多少次头发，但独独儿时乡里离家几步路之远的一个叫杨嗲的老师傅一直记在我心里。从有记忆开始，一直到上大学，我都在他那里剪头发。杨嗲最得意的活是剃光头和推小平头，附近不知有多少小孩从伢伢细语时开始，就被他从剃光头开始，逐渐过渡到推小平头。剃着剃着，人就长大了；推着推着，人就发达了。杨嗲剃光头还有一绝，有些小孩头上生疮，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不好，到他这里剃个光头，上点眼膏（那时农村还很少有专门的皮肤药），往往几天就好了。热天孩子们头上容易生疮，所以一到暑季，农村里剃光头的小孩遍地都是。乃至于，若干年后，每每见到一些头上生疮的人到医院里煞费功夫的挂所谓的专家门诊，我都有些嗤之以鼻，不由自主就想起杨嗲的剃刀来。 因为年代实在久远，我都不记准杨嗲剪一次发到底收多少钱，反正很便宜很便宜，十多年只涨过一次价，低得以现在的物价对比，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后来到省城读书，习以为常的老师傅剪发变成了小师傅们，价格也贵了好几十倍，水平却没同步攀升，我竟一时适应不过来，总有些被坑的感觉。 大概上世纪末，一次回家，听父母讲起乡里的左邻右舍们，才知道杨嗲不久前去世了，他的儿孙们也仍然落在农村，守着几亩薄田折腾，日子过得殊为不易。我心里一搁噔，眼前闪出这样一幅画面：纷飞的头发里，一个最简单的老师傅，在最简单的瓦房内，站在最简单的镜子前，用最简单的剪刀，一下一下的剪着。不知不觉，就剪过了近半个世纪。不止是难过，也不止是伤感。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洗头和做头开始成为发廊的主打，剪头反而成了附属品。往往顾客一进门，听到的第一声招呼，不是热乎乎的“剪头吗”，而是娇滴滴的“洗头吗”，而“大浪淘沙”后的顾客们也越来越有默契，目光掠过千山万水，最后留连戏蝶。剪头变成了洗头，又曲径通幽的变成了按摩，挑师傅偷偷变成了挑女人，以至于一段时间里，男人们明明是去发廊剪发，却总不那么理直气壮，生怕被人误会。 风头于是被女人们盖去。 先是有关之琳的《做头》席卷大街小巷，接着，从城市到农村，从青年到老年，从平庸到绝色，所有女人们都随着《做头》的港风蜂拥而至，发廊里一时女满为优、女满为荣、女满为患。剪发从曾经的男人营生演变成女人经济，女人做个头比得上男人一个班剪发的开销，女人的优越感从头发上充分体现出来。甚至有那么些女人可以不上学，可以不看戏，可以不吃饭，却绝不可以不做头。这其实并不荒唐，人的头，树的身，女人的头全在那发下。 女人占领发廊其实是女性不断解放的结果，男权社会下，她们基本笑不露齿，足不出户。进店做头只能是梦里的奢望，小家碧玉，大抵只能如西施般浣浣溪纱；巾帼英雄，也不过能像木兰般贴贴花黄。所以才会留下“女人头发长，见识短”的俗语，因为几乎所有人心目中，大抵只要是女人，一定会留长发。只有一类女人例外：尼姑。 剪发是时代的细节与缩影，但真正头发剪得好的多在民间。从前的理发重在“剪”，是一门水滴石穿的功夫；如今的理发重在“做”，是一门迎来送往的行当。很多年前，进理发店的大多数时侯大部分人都是男性；很多年后，女性乐此不疲的挤进时尚发廊，且大有西风压倒东风，将男人们挤出去的势头。然而这一悄悄的变化，被当代被社会被许许多多人刻意的忽视了…… 剪发不止是时尚，在某些特定的年代，它甚至成为一种强权与政治。 明末清初，满清铁骑入关，为了彻底征服汉人，发出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强迫所有男人剃成半月形光头，像满人一样结长长的辫子，中原大地百姓一时痛哭流漓，更有拼死抵抗者东躲西藏，甚至终老山林，只为保留那一头象征汉人的头发。或许，在他们心中，那不单单是头发，而是汉文化的根。在那个头发被强剃的年代，汉人一定活得很艰难，即便民族融合几百年，依然在历史里呻吟。这就有了后来清亡后国人奔走呼号剪辫子的悲喜交加，因为，在每个人心中，剪掉的岂止是一根长辫子，更是一段长长的忍辱与负重。 这段历史还让三个字流传开来：剃头匠。很多故事里，很多电影里，很多记忆里，都有这样的剃头匠，他们挑着一幅担子，走在街头小巷，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在他们孤孤单单的身影里，一句吚吚呀呀的声音古旧的传过来：剃头啦…… “大都世间，最苦唯聚散。到得春残，看即是、开离宴。细思别后，柳眼花须更谁剪。此怀何处逍遣。”很多次从巴陵桥下走过，又很多次远远的看着桥下的剃头担子，那是很真实很耐看的城市细节。至少我个人很期待巴陵桥下，民间手艺人以最简单的方式剪最朴素的头发，这样的画面，能够一直保留下去，不至于被浮躁虚华湮没。 然而，社会时常逆行，浮躁虚华差不多成为常态。就在这种压抑里，一些时代的符号，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挣扎，越来越绝望。比如大上海的旧唱片，比如老北京的棉布鞋，比如小百姓的剃头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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