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中国故事”怎样讲
[摘要]我们如何向大家描述“中国梦”的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习总在治国理政的时候提到一些道家的经典，他是在借助传统重建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执政党焦虑的折射。 “要是再没有人打电话给我，我这个糟老头儿就得去大门口当保安了。”2015年7月，在山东栖霞古老的牟氏庄园，杨锦麟接受腾讯文化专访时笑言。
在拙见团队“与丘祖同行”活动上，杨锦麟接受腾讯文化专访。（图：周夏莹） 50岁是杨锦麟人生的重要转折点，那年他失业了。杨锦麟去了茅山，见到一位道长，经历了一段奇妙的际遇。回来以后便收到凤凰卫视的邀约，成为一名时事评论员，后来又当了电视台的管理者，创办了自己的新媒体公司。 不过他还不满足：“你们这代学文史哲的年轻人将生逢其时，文化复兴需要你们，我相信我80岁的时候，也会赶上，多活几年就有可能。” 杨锦麟对腾讯文化谈起自己对“道”的理解，吐槽中国种种“文化痼疾”。即便如此，这个60岁的老头依然对文化的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就像习总说的那样，怎样对民众和海外‘讲述好中国故事’是问题的关键。” 一、50岁，因道而知天命 腾讯文化：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您也是这样的吗？ 杨锦麟：对，就是很偶然的机缘，因为“道”知了天命。我接触道以后，就在凤凰卫视做了一个时事评论员，虽然总被人不客气地纠正普通话发音，但是它给了我一个平台，所以我努力把这个机会把握好。 腾讯文化：评论员的工作大部分是自我价值观的输出，接触道教以后，你看待世界的方式或者评判的尺度有变化吗？ 杨锦麟：我是一个跟道有缘的俗人，我现在每年还要上一趟茅山，出于一种感恩。我在接触道之后，有一种二次发育的感觉。（笑）一个人五十多岁的时候还能对某种文化或者理念有所触动，其实很难得。 弘一法师可以说佛教影响了他的价值观，但我不能说，我还是俗，六根不净，有时还想犯错误。（笑）我抄过十几天的《清静经》，也曾尝试对《道德经》做一些演绎，但后来都放弃了，怕误人子弟。虽然自己有读，但是会误，我还没有沉下心来去做这样一个积淀。 我是很自以为是的人，总以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屡败屡起，各种挫折都遇到过，但是并没有什么改变过我的信念。如果我真的皈依佛道，也许那个节目就没有那么能讲，这未必是佛道真正需要的。不管是儒、释、道，他们都要求读书人有一种匡扶正义，拯救苍生，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我们很多优秀的读书人皈依佛道，但是并没有改变他们对读书人使命的认识。 腾讯文化：那在生活方式上呢？还是传统文人的儒家生活方式？ 杨锦麟：我活得太辛苦了，太折腾了。我好像没有什么家的生活方式，什么家动员我们这样辛苦呢？我们一提到儒家和道家，就说儒家是积极入世的，道家是消极避世的，其实不是这样。儒家和道家都倡导积极入世，但道家得先出世，但我要是出世就回不来了。（笑） 二、什么是道士下山？要说好中国的故事 腾讯文化：现在大家都在讨论《道士下山》这个电影，宗教或者传统文化的传播会遇到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的误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锦麟：我没看《道士下山》那个电影，但我看了很多对它的批评，我很同情陈凯歌。道家不强出头，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们修身养性，天下大乱的时候道士下山，匡扶正义，真的不是像那个电影一样搞艳遇。 拿道教来讲，它的正一派可以娶妻生子，入世入得很深，所以这东西都会让我们对它有一个长期的误解。其实道教也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也传承了很多中国最传统最根本的文化，比如说风水，比如说对《易经》《道德经》的解读。它是博大精深的，但并不是故作高深，而是我们自己本身没有解读的能力。道教是这个民族文化厚重的一个源头，对于维护自己的地位，它本身责无旁贷。我们应该弘扬的是一种精神，丘祖入世救苍生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元代人的平均寿命是46岁，丘祖75岁的时候走了三万多公里，对成吉思汗循循善诱，他反映了一种思想方法：对一个屠夫，正牛得不可一世的时候，就得像丘祖这么办。这种传播方式，传播路径，还有传播的技巧，对我们现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人有三种健康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是身体健康，第二是心灵健康，最重要是智慧健康。如果他的智慧是扭曲不健康的，那就很容易出希特勒，很容易出大独裁者等等我们不愿意见到的政治文化现象。丘祖的智慧健康尤其高端，没有丘处机，哈萨克斯坦这个民族就亡了，就灭了。 这才是真正的道士下山。 腾讯文化：现在的关键问题是缺乏一个有效的传播途径？ 杨锦麟：是的，我认为中国人不懂得说。就像习总说的那样，怎样对民众和海外“讲述好中国故事”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如何向大家描述“中国梦”的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习总在治国理政的时候提到一些道家的经典，他是在借助传统重建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执政党焦虑的折射。很多西方普世价值的概念，里面就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道德。什么都有了，就是缺道缺德。一个没有道德诉求的民族，它怎么可能有自由平等民主的精神？ 三、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让我们缺乏敬畏 腾讯文化：除了“说好中国故事”以外，我们是不是在更深的文化精神层面上出了问题？ 杨锦麟：是的。在当下这个道德缺失、信仰缺失的年代，我们要从古代的经典里面去吸收一些营养，而不是仅靠机会主义、实用主义。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毛病。我们现在没有信仰，到道观、佛寺里面都是“求”，求平安，求发财。你会说古代中国人也是这样啊，但注意，古代不是“求”，而是“祈”，这个活动出自本身的信仰。农耕时代有它的不确定性，因为生活各方面的遭际，所以南方会有杂物崇拜，比如崇拜木头、犁头之类的东西，但这种崇拜是一种心灵的寄托。现在我们其实不是崇拜了，而是单纯地想去索取。 腾讯文化：也就是说，现在中国人普遍缺少敬畏之心，那么我们用什么途径才能让大家重新树立起这种敬畏之心？这个看起来很难。 杨锦麟：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被摧毁得很彻底了，我们看到今天的牟氏庄园，它其实代表了最典型的中国超稳定结构的根基。有了它，周边都安定了，不可能有太多的造反、上访，它就是封建阶级稳定的调节器。现在问题就是中国乡村社会的坍塌，我们说我们毁掉了“贵族”，西方说我们消灭了“流氓”。但他们说的“流氓”也是我们革命的依靠的对象，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了。 改革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社会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反思到根子上。要重建一个民族的道德体系、信仰体系太难了，现在长三角、珠三角，基督教发展速度超过党员的发展速度。怎么办？只能慢慢来。 四、伪大师横行我们是粗鄙一代 腾讯文化：近一百年来，我们一直在谈论中国人的劣根性，说我们的民族基因怎样不如西方，但这种邯郸学步很有可能表现为适得其反的效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锦麟：美国国会大厦前面的雕像是俄罗斯捐的，一个骑士在刺杀龙，美国的华人觉得这个是西方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希望送一个太极球来替代掉它。我觉得中国的传统中有很多很好的文化基因，阴阳调和、阴阳平衡就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哲学思想。我们的中庸之道有它的道理。西方的文学和哲学思想，过于表层化，但中国思想就很深邃，所谓“中庸之道”。我们的文化核心是“和”，我们入世文化的表层是“孝”，“和”和“孝”不等于我们就没有血性，汉民族原来是血气方刚的，但到了清朝以后，动不动就下跪，这就是奴性。这种奴性到今天还在，只是以不同载体在表现而已。这样奴性的民族，很容易屈服的民族，你不挖掘它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怎么能让它自强自立于世界呢？ 腾讯文化：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但在复兴的过程中，经常把传统文化归结为某几个符号。 杨锦麟：我不同意这样做，我认为很危险，会导致我说的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投机。现在很多大学生、年轻人热衷于穿汉服，这种符号性的恢复是非常滑稽的，也许它存在一种吸引力，但这只是一种表象而已，没有意义，那是形式，那是摩登，从内心发出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 腾讯文化：我们根本都没有在那个文雅的时代生活过，所以想要把传统继承下来是不可能的？ 杨锦麟：所以你看，只是那几本叶圣陶编的民国小学课本我们都感叹不已，再看看今天你们学的课本。我们怎么可能有大师呢？大师现在是骂人的话。现在很多“大师”都是伪大师，文化断裂的时代，哪里有大师？哪里有国学？没有，蒙人的。民国时期还是有培育大师的土壤，因为它承前启后，有国学的基础，我们现在谁敢说他是梁启超、陈寅恪的继承人？连鲁迅的后尘恐怕都不行。弄了一两个于丹，我们就自己矜持得不得了。我们都是愤青，我们是粗鄙的一代。我们这些人没有修养，我们这些人年轻时感觉革命最时髦的潮流是什么？叼着根烟，戴着个军帽，穿个破军装，扎着个皮带，以为这叫“革命”，动不动就骂娘。 腾讯文化：于丹换了一种方式讲国学，客观上还是起到了一种推广的作用。 杨锦麟：是的。于丹起了一个启蒙的作用，但她不能把自己当成大师，虽然她是我的好朋友。坊间对她的很多批评太过辛辣，也不客观。我认为于丹有自己本身要修身养性，多做检点的问题，也许她个人工作累一点，脾气大一点，但这样对她的形象损耗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瑕疵，所以我们要学会谦卑，学会敬畏。而谦卑和敬畏就是道家修身养性的基本功。 五、礼失求诸野百姓日用而不知 腾讯文化：既然文脉打断了，那您觉得儒学的复兴还有希望吗？ 杨锦麟：有，“礼失求诸野”。你不要认为香港人的性观念开放，其实他们是很保守很拘谨的，香港的女性是很矜持的。在新界那边保留了完整的乡绅制度，尽管它已经现代化了，但它仍然执行康熙时期的规矩。 你到马来西亚，看看人家的华人教育，搞得那么好。马来西亚是海外华文文学最鼎盛、最精粹的地方。虽然当局是排斥华文教育的，但马来西亚的原创华语歌曲、散文、诗歌、小说十分繁荣。马来西亚的华人一个人要交两份税，一份交给国家，一份是交给学校。如果没有这样“礼失求诸野”的薪火相传，我们完整的链条是不存在的。你到台湾农村去看看，他对祖宗慎终追远，对天地的敬畏，去感受一下那里的人的文明程度，清静程度。但是我还是强调一点，这些传统的思想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起居中都表现了出来。“百姓日用而不知”，它的玄妙之处就在这儿，这就是传统文化生命力的表现。 腾讯文化：所以说，您的“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力量在于百姓中间，还是要仰赖于海外的华语文化圈？ 杨锦麟：首先是我们大陆民间社会的自救。比方说像一些民间团体、公益组织。我有一个基金会，我对他们要求不高，力所能及即可。这杯水，我们没有办法像李嘉诚一样洒遍全世界，那我们培育一棵树苗就行。我希望大家就回归到常识，我们何德何能？我们改变不了世界，那我们改变自己行吗？改变我们周边的人行吗？其实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靠公民自觉，不需要依靠某个机构，他们自己就在做事，这是一个社会走向成熟的表现。 民智已开，现在不是愚昧的年代，想用愚昧那一套来阻挡中国人智力发展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新媒体的时代，前不久我在广州，《失控》的作者凯文·凯利给我们讲了半天互联网的未来。我说，我们上外网要“翻墙”，以你这套理论，如果墙是客观存在的话，那中国的互联网什么时候能和世界的互联网发展的潮流并驾齐驱？他说我不讨论政治问题，我说这不是政治问题，这是技术问题。如果第二次禁海政策已经形成了的话，那中国不是还要再落后、要再面临挨打的境况吗？注意，我对这个问题充满乐观，因为民智已开。 腾讯文化：现在《道德经》全文以及儒家的《四书》部分内容已经被列入到中小学的课本里去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锦麟：希望还来得及。师承很重要，比如中医，不能靠大批量生产。现在的老师要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其实压力蛮大。他连毛笔字都不懂得写，怎么教毛笔字？他连《四书》都没读过，怎么教学生儒家思想？所以现在老师也需要启蒙，没办法，老师跟学生一起学吧！（笑） 腾讯文化：我知道您是学历史的，现在大家说是“互联网+”的时代，很多文史哲的学生都觉得自己生不逢时。 杨锦麟：未必。过去20年，我们学文科的人是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因为窘迫的经济条件让我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只是生活比较清苦，但是未必没有用，文化复兴需要我们。我对文史哲学生的未来充满乐观的期待。你们这代学文史哲的年轻人将生逢其时，文化复兴需要你们，我相信我80岁的时候，也会赶上，多活几年就有可能，我们姓杨的有个82岁的老头还娶媳妇了。 人物简介： 杨锦麟，时事评论员，专栏作家。2002年加盟凤凰卫视，主持《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2011年出任香港卫视副总裁兼执行台长。2013年离开香港卫视，携手腾讯视频推出“锦麟”节目群，正式进军新媒体，现为广东拙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顾问。 本文系腾讯文化独家稿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