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粕涟漪与偶然传奇（五）

张大庆 · 发表于 2025-10-5 06:17

      第三个故事：阴沟翻船

         一.遭诬陷

      1975年，我从鞍钢烧结总厂对调到鞍山铁塔制造总厂，什么叫对调？就是两个人互换厂子。
   为什么要对调？因为我家在灵山住，去鞍钢烧结总厂上班，需要跑通勤，每天很早就得从家里出来，走10多分钟才能到灵山火车站，坐两站车先到立山站，后到鞍山站。下火车后还得走20分钟，才能到鞍钢烧结总厂架工班，每天跑通勤辛苦得很。
   对调到铁塔制造总厂后，上班就轻松了，只对规定的上班时间早10分钟，骑自行车就到厂子了。
   还有令人喜悦的事情，我对调到的车间主任叫张世明，看我的档案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见到我本人更是满意。如我是1.8米的个头，身材修长，脸上透着英俊的刚毅（不是我自夸，别人都这么说），还有张主任跟我说了一阵子话，特别对我的知识水平佩服。
   于是，张主任就对我说：“我带你到各班组走一圈，你想干什么工种都行。”
      这个车间叫机修车间，车、钳、铆、电、焊什么工种都有，我就走了一圈，最后说干电工，张主任答应了。
      可电工没有干上，因为报到厂劳资科不同意，说电工不是能随便加人的
。
      张主任就问我还想干什么工种？我说上管工班，我就成了一名管工。
   我为什么选择电工、管工？因为有在鞍钢烧结总厂工作的经验。
   如电工、管工等技术工种，不管干什么活，使用的设施、材料，都由架工用手推车等办法送到。如管工在空中架钢铁管道，架工得使用工具，把管道在空中铺好，两根管道需要焊接时，架工得使用工具把焊接缝对好，还得搭脚手架，让管工和焊工能上去焊接。正是由于过去的经验，我决定干管工。
   可干管工只二个月，张主任就把我弄到车间做黑干部了，因为二个月不光是干活，车间事情很多，我是车间里的人嘛，当然在很多事情上，就彰显了我不错的能力，张主任想使用我，就把我弄到车间做黑干部了。
   在车间里，我负责政治活动、宣传、共青团工作、安全、质量、能源等很多工作，如车间黑板报归我管，还常写广播稿给厂部，彰显了机修车间的各种工作不一般。
   如此，厂领导也看上我了，把我调到专案组，干厂子的大事。
   1966年10月初，我和于师傅去铁岭市外调，坐火车到铁岭市已经是傍晚了，去饭店，我花钱和于师傅吃点饭喝点酒，就住宿在站前旅店。
   于师傅50多岁，说累了，就脱衣服钻进被窝早早睡了。
   正在这时，旅店来通知，说须到会议室开会，传达学习中央文件。
   于师傅说，都睡了就不去了，我只好一个人去了会议室。
   会议室坐满了几十个人，旅店负责人开始宣读文件。
   先是学习了中央文件，有建毛主席纪念堂、发行毛主席第五套著作，以及要求继续革命的好几个中央文件。接着，又宣读学习了贯彻中央精神的省、市文件。
   文件都宣读学习完后，旅店负责人要求大家讨论发言，可足有10分钟无人发言。
   我在单位的习惯是，在讨论会上从来不急于发言，先听听别人发言说什么，吃透讨论会主题精神后再发言，一般能谈出有一定高度的见解。
   在旅店讨论会上，我也在这样做，见谁都不发言后，只能先发言了。
   我说，学习了中央文件和省、市文件，收获很大，知道了要建毛主席纪念堂、发行毛主席第五套著作，坚决支持。关于继续革命，就是应该继承好毛主席的遗志，继续深入进行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阶级斗争，搞好社会主义各方面的深入建设，个人要紧跟党的部署，做好自己的贡献。
   可我发言完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人发言。
   如此，我又发言说，从外观看，在座的有解放军同志吧，要工人和农民同志吧，有知识分子吧，你们怎么不发言呢？继承毛主席遗志靠什么？靠我们广大工农兵的实际行动呀，可大家连言都不发，是不是连起码的实际行动都没有？同志们是不是需要检讨一下？先发言哪，先表态呀，先支持中央的英明决定呀，谈怎样以实际行动来继承好毛主席的遗志呀，什么都不说，态度是不对的，我认为我有责任提醒大家，不能这样无动于衷。
   可我第二次发言完了，还是没有人发言。
   又过了一段时间，旅店负责人见还是没有人发言，就宣布会议结束了。
   我回到住的房间，开始睡觉，于师傅已经睡得鼻声酣酣。
   睡到半夜，市公安局来人了，说是查夜，详细问了我和于师傅的情况。然后对我说，听说你在学习中央文件的讨论会上说了很多话，有人检举你说话不当，跟我们到公安局去，我们需要进行调查，然后我被带到了公安局。
   到了公安局，我被带进审讯室，让我在地中央一张椅子上坐着，审讯开始后，先让我站起来，立正、稍息了一阵子，然后让我坐下。
   审讯人员问，你都说了些什么话，交待一下吧。
   我就把所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审讯人员说，你交待得不对，检举人说你对大家进行了批评。
   我说，我是提醒大家应该发言，不是批评，要说是批评也可以。
   审讯人员说，学习的是中央文件，你有什么资格批评别人？
   我说，学习完中央文件，应该表态呀，表明应该支持和贯彻中央文件哪，更要表明，用什么实际行动来继承好毛主席的遗志，可大家什么都不说，我批评得不对吗？
   审讯人员说，对个屁，谁知道你是什么人，说话乱噗呲，天安门事件跑了个小平头，你或许是那个小平头吧？
   我说，你们才是乱噗呲，我怎么成了那个小平头？
   审讯人员说，审讯暂时结束，我们对你不了解，等了解完再说。
   于是，我被关押在审讯室。
   于师傅也被带到了公安局，被询问我的情况。
   于师傅说，在单位，我跟他不是在一个部门，对他不了解，他刚被调进厂专案组，就跟我来铁岭市外调，我是党员，他不是党员。
   于师傅跟审讯人员说的话，我当时当然不知道，是过后他跟我说的。
   为什么过后他跟我说这些？他说，当时确实不知道学习完中央文件后，我说了些什么，所以，不敢为我申辩。其实他后来也承认，怕连累他，不敢为我申辩什么。
   对于师傅也没有放走，但不是关押，而是让他自己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着。
   对我审讯过后，公安局负责人用电话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说我这个人水平很高，说的话虽然没有大毛病，但应该上纲上线，是站在工农兵的对立面了，由于对我的全面情况不了解，让我们单位来人，把我带回去处理。
   上级领导同意了铁岭市公安局的处理意见，可见公安内部渠道，对当时的国家情势状况很敏感。那时，“四人帮”刚被打倒，但还没有公开公布，是我们过后才明白当时的国家情势的。
   对公安局来说，处理我的事情是突发事件，半夜三更集中了很多人，都穿着军大衣，按规定有补助，就买酒菜大吃了一顿。
   这一切我怎么知道？是于师傅后来跟我说的，公安局对他没有限制，对公安局半夜三更的做法他都看到了，如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声音很大，他都听到了。
   我被带回到单位后，一是需要查明怎么个情况？二是怎么处理？
   查明情况后，厂党委认为，我在那里的发言不但没有错，还彰显了我有强烈的责任心，铁岭市公安局的处理是偏颇的，没有必要对我处理。
   但党委有个从部队新转业来的郑副书记，跟大家意见不一致，坚决要求对我进行批判。
   他说，不要简单地认为，铁岭市公安局处理得偏颇，当时我们谁也不在场，或许有什么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一点不处理不好，对一个革命同志要求严格一点，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主张要开一个批判会，既批评这个人有一些张狂，也让全厂职工都能吸取教训，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行事。
   如此，党委人员有了争论，但大家的争论是心平气和的，唯有郑副书记要求批判的态度是强硬的，还说他负责政治与宣传工作，工作严肃和严格一点办没有坏处。
   最后，党委虽然尊重了他的意见，但具体意见还是有的，如宣传部和专案组的人不同意由他们批判，最后责成工会（那时叫工代会)批判。
   工会主席姓付，找到我说，太气人了，一是不能批判，二是不应该让我们工会批判，走走样子，党委定了，过后所有材料不装档案。
   付主席这些话按原则来说，不应该对我说，但敢说，说明对我的事情的处理非常有争议。
   尽管批判是走样子，我也来气，从此以后，我工作非常消极，提出不在专案组干了，回管工班，厂领导同意了。
      管工班是个有50多人的大班组，工作量很大，管理很难，车间就让我当班长，我不干。后经全班人员选举，还是让我当班长，我就是不干。后来，车间让我去车间当调度，我也不去，因为太灰心了。
      一些年以后，我被调到厂安监处（原来叫科，后来叫处，因为厂子后被定为大型企业，科变为处），因为我虽然对政治工作不太热心，但对技术工作还是肯不辞辛劳的，身体状况就累得不太好了，故调到安监处我没有拒绝。
   安监处有10多个人，工作量挺大，我逐渐担负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每天也累得贼死。
   在1993年有一个星期天，我到市中心办事，办完事在饭店吃点饭，要了两个菜，休息日嘛，事情也办完了，轻松轻松。
   可在等菜上来时，饭店门口来了一个老头，哈着腰，通过玻璃窗往饭店里面望，而且是反复地张望。
   我正好坐在距饭店门口第二趟桌子，而且是脸朝外，看到老头的动作感到很奇怪，就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老头，突然，发现竟是郑书记！
   我就赶紧起身，拉开饭店门，到了外边，说：“这不是郑书记吗？往饭店里看什么呢？”
   这是当年之后多年的事儿，郑副书记早已变成了正职，但已经退休好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