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动笔时,原本想题作“谈谈中国文学”。可“谈谈”二字太重,既需掷地有声的论点,亦需厚积薄发的笔力,还要有以理服人的底气。我只不过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学识有限,人微言轻,终究不敢妄谈“论述”,只好以“闲话”为题,随性聊聊心中所想。
说起中国文学,绕不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更绕不开三千余年未曾断流的文明脉络——这是世界公认的华夏底蕴。五千年岁月,足够古往今来的写作者们挥毫泼墨;而文明的传承里,一定藏着文学的先进性与感染力。《水浒传》的侠肝义胆、《西游记》的奇思妙想、《红楼梦》的人情冷暖,皆是史诗般的存在。那些鲜活的人物跨越百年依旧鲜活,那些跌宕的故事历经岁月仍能触动人心。可遗憾的是,古籍中的文言文于今人而言,终究隔着一层纱,晦涩难懂的字句,成了普通读者亲近经典的一道门槛。
近代以降,中西交流日益频繁,民国一众文人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差距,于是振臂高呼,一面倡导白话文,一面汲取西方文学的养分。这一变革的意义,早已被历史印证:白话文打破了文言文对知识传播的垄断,让民主、科学等新思想得以走出象牙塔,深入市井乡野;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代表的现代白话文作品,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它动摇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语言根基,为思想解放铺平了道路,推动新文化运动走向更深层的变革。
西方文学确有其独到之处,这点无需讳言。但文学终究源于生活,中西方生活语境的差异,注定了我们对西方文学的阅读需有取舍。曾读一部西方名著,讲主人公痴迷绘画,婚后虽生活惬意,却被家庭琐事束缚了创作的手脚,最终毅然抛家弃子,远赴他乡追求艺术。这样的抉择,与中国人“家国为本、家庭为重”的观念相去甚远,读来难免心生隔阂,难以共情。
过分崇拜西方文学,更是不可取的。前几日看了一则关于俄罗斯文学的采访,受访的中国翻译家对俄苏名著痴迷至极,直言除俄罗斯文学外,其他国家的名著皆不屑一顾。这般偏执,实在令人无语。当然,阅读喜好本是私人之事,旁人不必过多置喙,只是这般“非此即彼”的态度,终究少了些包容与开阔。
更值得商榷的是西方文学的表达习惯。其常用的倒叙手法,与中文“先因后果”的表达逻辑截然相反——这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于日常语言习惯的差异。学习西方文学,本应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融入中国文化的土壤,而非生搬硬套,失了中文的韵味。
闲话至此,不妨聊聊当下中国文学的些许缺憾。并非无视当代文坛的繁荣——毕竟涌现了大批优秀作家与佳作——只是想从一些零碎的见闻里,说说个人的浅见。
前几日,《收获》杂志评选出年度第一名的长篇小说《天边》。坦白说,因从未在新疆生活过,我对这类题材不是很感兴趣;加之如今身处和平年代,难有抗击入侵的轰轰烈烈事迹,便更难找到阅读的切入点。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颁奖现场一位文坛重量级人物的讲评:他先叹息去年期刊、书籍销量“哀鸿一片”,又似带嘲讽地提及网民热衷于阅读网络文章,末了还对国外拟禁止十四周岁以下青少年使用手机、电脑的举措表示认同。可电子产品早已融入日常,与其一味抵制,不如引导合理使用,这般“因噎废食”的感慨,未免有些脱离现实。
再说说《北京文学》禁止电子邮箱投稿一事。电子邮箱投稿快捷高效,早已是行业常态,这般“逆势而行”,实在令人费解。难免猜想:莫非是编辑年事已高,不擅电脑操作?可即便如此,招聘一位懂电脑的助手并非难事,何必因一己之不便,堵死作者的投稿之路?
这段时间读了不少名家作品,毕飞宇的《推拿》、迟子建的小说,皆属佳作,文笔与内容皆无可挑剔。但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推拿》中评论性的文字稍多,读来难免有“婆婆嘴”唠唠叨叨之感;迟子建的作品则在人物对话上稍显不足——小说本就是“说”的艺术,鲜活的对话能让人物更立体、情感更饱满。当然,这仅是个人浅见,对两位大家,我始终心怀敬佩。
投稿难,是许多写作者的共同困扰。投稿者众,编辑精力有限,一天难以审阅太多稿件,这很正常。但不正常的是,部分编辑自身也从事创作投稿——写作与采风皆需耗时,难免会挤占看稿的时间。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猜想:若编辑既要审稿又要创作,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或许会优先采用老面孔作者或签约作家的作品,既省力又能保证质量;而大量普通作者的来稿,便可能被束之高阁。更有甚者,编辑之间互相“捧场”,将自己的作品投向对方任职的期刊,实现“互相成就”。这般现象,是否存在?不得而知,却足以引人深思。
更令人费解的是《中国散文网》的做法——不仅不给作者稿费,反而要求作者出资300元购买收录自己作品的书籍。这无疑是对作者劳动的不尊重,文学创作的价值,岂能如此被轻慢?
当然,说这些并非为了苛责,而是坚信:批评的意义,在于发现问题,进而推动行业进步。
最后,聊聊诗歌。中国诗歌网总编老金曾替读者发出疑问:“读不懂的诗,是好诗吗?”这让我想起武汉一位已故知名作家的话:“有意义吗?有意思吗?”
如今不少朦胧诗、哲理诗,读来晦涩难懂。总让人觉得,作者是在刻意将毫不相干的词语拼凑在一起,堆砌大量意象,试图从中挖掘所谓“哲理”,以此彰显诗歌的“深度”。不禁想问:这般创作,真的有意义吗?比喻、隐喻、暗喻等手法,本应是为了让诗歌更生动、更含蓄,而非为了“故弄玄虚”。中国古诗中的比喻,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恰似披了一层薄纱,一点即破,意境全出。诗本是大众的精神食粮,是用来欣赏、用来共情的,而非写作者之间比拼“想象力高深莫测”的工具。近现代诸多诗人留下了无数通俗易懂、意境深远的佳作,为何不从中汲取养分?即便那些大家曾学习西方诗歌,也懂得取舍,让其贴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而非生搬硬套。
让阅读成为日常,再现文学的昔日繁荣,道阻且长。但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日益渴求,我始终相信,中国文学终将在坚守传统、拥抱时代的过程中,迎来新的蓬勃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