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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中式教育会扼杀孩子想象力吗？

2015-8-28 20:17 5045次大中小

[摘要]中国人从来不缺乏想象力。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人的想象力最终都会顺着结果导向的路径，走到最实用的地方去。

腾讯文化李岩发自北京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文化教育界有两件看似矛盾的事：一是刘慈欣的《三体》拿下了科幻界最权威奖项“雨果奖”，国内媒体纷纷以“世界点赞中国想象力”为标题报道；二是英国BBC电视台的《中国式教育》纪录片最终集播出，中国老师教出的学生成绩大幅提高，但英国人认为，这种中式教育方法不适合他们，因为会扼杀孩子们的想象力，变成考试机器。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人到底有没有想象力？中国式教育，又是不是真的会扼杀孩子的想象力呢？

一、所谓中式教育其实是东亚式教育日韩也一样

有一个问题确实存在着，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被广为诟病。我们都是从十几年应试教育的历练中过来的，现在的孩子更是从幼儿时代就开始学各种东西，甚至幼儿园入学就需要面试，不合格连园门都进不去。之后的小学、中学、大学，每一步的升学都伴随着考试或形同考试的步骤。早出晚归，每天晚自习周末补习班的日子，我们都经历过。在中国当学生，三个字可概括：不轻松。

中国最著名的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每年有几万名学生参加高考。图为考生家长在烧香拜佛

可如果放眼中国周边，就会发现我们不是一个国家在战斗。日本、韩国的教育体系与我们大同小异。韩国的学生几乎每天都要上补习班，2009年韩国补习班获利总额约73亿美元，比三星电子的盈利还多。

教育上面的庞大支出甚至让韩国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2014年，韩国的平均生育率为1.19，已经连续13年低于1.3。要知道韩国没有计划生育，敞开了随便生，而实行全面计划生育的中国，生育率尚且能有1.4，可想而知韩国人对生孩子是有多谨慎了。

日本的情况与中韩相差不远。根据日本生命保险进行的一项调查，日本家庭的教育开支2012年已增至38.6%。日本生育率也跟中韩差不多，在1.3-1.4之间。

这就是中日韩面临的教育困境：各国都在孩子的教育上煞费苦心，也都因为竞争激烈而不敢或无力多生孩子。东亚三国在历史上打来打去，直到现在国民之间也互相看不上。但不得不说，我们的文化一脉相承。几乎所有中国人吐槽的教育问题，日韩也都不缺。比如高考：咱们高考激烈，他们同样激烈。

日本高考被称为地狱般的竞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盛况不比咱们差。考生和家长都会谨遵“四当，五落”：如果每天拼命学习只睡4个小时，就能考上大学；要是多睡一小时，每天睡5个小时，就会落榜。据旅日教授毛丹青的文章，“日本考生当天的服装大都是黑色，就连监考老师穿的也是黑衣服，整个气氛很严肃，有点儿被压抑的感觉。”

日本高考场景。考生服装大都是黑色，显示拼死一搏的决心

人口基数相对大，就业岗位相对少，社会对学历的普遍看重，尊师重教的儒家思想影响，这些都是东亚教育颇为残酷的原因。日韩人口虽不能跟中国相比，但综合国土面积、资源等因素，人口密度是要大于中国的。而他们的名校相比中国来讲更少，因此对学历的苛求比中国更甚。韩国70%的大企业总裁，80%的司法机构公务员都来自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这三所顶级学府，考不上这些学校意味着前途暗淡很多，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中日韩在教育方面都做过诸多改革，但却殊途同归地选择了高考这座独木桥。无论多么残酷与不近人情，应试教育、高考定终身的制度依然是三国共同的选择，可见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公平的选拔人才的方式。所以，批评、监督中国教育虽依然是我们每个公民有权做并且应该做的事，但切莫当成孤例看待，日本花美男、韩国长腿欧巴们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二、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缺失不能否定中式教育

有一个论调，一直被用来批评中国教育：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国国籍的人拿过诺贝尔奖？当然，莫言得到文学奖后，这个话变成了为什么拿不到科学类诺贝尔奖了。

这个论调看似无懈可击。的确，迄今为止获过科学类诺贝尔奖的8个华人，无一例外全是美籍华人。但如果因此而彻底否定中式教育，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束缚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那就很荒谬了。

就举我们最熟悉的华裔诺奖得主杨振宁的例子吧。杨先生如今在网上的大名往往与翁帆、“82岁vs28岁”等等桃色花边新闻为伍，网友对他的人品也颇多质疑，觉得他在祖国危难之际留在美国吃香的喝辣的，对祖国没有贡献，老了回国养老还娶年轻娇妻，简直人渣！

杨振宁（左）和邓稼先（中）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

道德方面本文不做指摘，只说两个事实：

1.杨振宁是在世物理学家中最伟大的，没有之一。

2.杨振宁硕士之前的教育都是在中国完成的。

关于杨振宁在物理学的伟大贡献，很多专业人士都进行过科普，上网搜一下即可。简单讲，他是可以排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20个乃至10个物理学家之列的，值得授予第二个诺贝尔奖（他最主要的贡献是杨-米尔斯理论，重要性要高于获诺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

在教育方面，杨振宁是22岁拿到了西南联大的硕士文凭，23岁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的。也就是说，美国为他提供了进一步深造和做研究的平台，但扎实的学术功底是在中国打下的。

杨振宁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学成之后留在美国，不回国参与祖国建设，经常与他作对比的是他的同学邓稼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道德批判是站不住脚的。我们钦佩邓先生为祖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也同样钦佩杨先生在物理学领域的卓越贡献。单说邓稼先，以他在美国一年即拿下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一穷二白的环境里短时间带领团队研究出原子弹、氢弹所展现出的天赋，可以想见，如果他留在美国，拿诺贝尔奖也不是没有可能。

杨振宁晚年因和翁帆结合而备受网友攻击

仅在物理学领域，与邓稼先类似的还有赵忠尧、王淦昌、钱学森等几位“如果不回国夺诺奖希望很大”的学者，他们都是在中国接受的基础教育。可见，中式教育不是中国人与科学类诺贝尔奖绝缘的原因。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词里有一句肉麻到近乎跪舔的话：“莫言的想象力，超越了人类存在本身！”那么为什么从没留过学的莫言、刘慈欣，都能因为想象力强而受到老外的追捧，而科学方面，中国人就突然没了想象力呢？

原因归结起来也很简单，就一个字：穷。

科学研究进行到前沿尖端，往往拼的不是科研人员的天赋水平，而是所处平台和资金储备。说的俗一点，很多研究是拿钱堆出来的，而且是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持续投入才能看到成果。同样天赋的两个人，一个身在美国尖端实验室，设备一流，资金充裕，有条件进行科研工作；另一个人身处相对落后的中国，还需要向国家向学校要钱来组建科研队伍，那这两个人，谁拿诺贝尔奖的概率更高呢？

8月23日，科学界出了一件大事：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带领团队做出了突破性进展，被认为具备了拿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的实力。一时间各界欢欣鼓舞，连对生物学一窍不通的网友都非常兴奋。

这个发现固然可喜可贺，然而也必须承认，它与国外很多研究成果一样，是拿钱堆出来的。2009年，施一公所在的清华大学引进了一台世界上最先进的冷冻电镜，这样的机器全世界不超过十台，亚洲则只有清华的这一台。之后随着冷冻电镜技术的改进，清华一直保证供给施教授最好的机器。这机器最大的作用是能把生物剪接体看得更清楚，用施一公教授的话讲，“以前的照相机技术不行，照片非常模糊，有层霜。（这台机器使）这层霜去掉了……如果没有冷冻电镜肯定做不到今天的结果。”

施一公教授

施一公与前辈科学家的轨迹差不多，也是在中国完成本科学习后，赴美深造。在美国做出一定的成绩后，回到国内。而与前辈科学家不同的是，他回国的2008年，国内已经可以为他提供最好的科研条件，让他在不逊于美国的环境下工作。终于，在七年后的今天，他的团队取得了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

从施一公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所谓中式教育教不出科学类诺贝尔奖得主，这样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科学研究不像文学创作，可以靠一个人一支笔写出第一流的作品，而必须要在足够的资金支持，一流的科研平台和完备的团队协作基础上才可以做出。

三、中国人不缺想象力只是我们用到了更“有用”的地方

回到本文开始时的追问：中国人缺乏想象力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我们身边随处可见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纸箱做包子馅这个新闻相比大家都听说过，后来被证明是假新闻，也有人质疑可能确有其事。可无论是想出“纸箱包子馅”这个创意的人，还是想出用这个创意搞个假新闻的人，都堪称想象力惊人。而这只是我国神奇假货的冰山一角。

皮鞋熬制老酸奶，硫酸烧制仿古玉，烟熏做旧古书画，每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几乎都能看到闪着想象力光辉的假货。康帅傅方便面/茅合酒/鸭梨手机/粤利粤饼干，一众山寨品牌亮瞎我们的眼。“无利不起早”的古训如今演变成“无利不创新”，国家绞尽脑汁想让年轻人更有创新意识，但在假冒伪劣方面，中国人早已展示了匪夷所思的想象力。

康帅傅方便面（山寨自康师傅）和茅合酒（山寨自茅台）

鸭梨手机（山寨自苹果手机）/粤利粤饼干（山寨自奥利奥）

通信手段发达后，骗术更是从造假变成了直接骗。回想一下，我们谁没接到过“听得出我是谁吗”、“小x，明天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这种诈骗电话？谁没收到过“恭喜你成为xx节目获奖观众”之类的诈骗短信？谁没收到过“好久不见，找你真不容易”之类的诈骗邮件？

当今社会，各行各业充斥着结果导向的浮躁，只要能赚钱就会得到尊重，而赚钱途径不会被看重。慢慢的，我们变得务实，把想象力投放到了更有用的地方去。无奈的是，这种结果导向融合进了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各种想象力、创造性，最后都归到两个去处：要么钱、要么权。

上文说到，8月23日，清华大学召开发布会，介绍施一公团队的重大发现。其实介绍科研成果只是这个发布会的一个环节，另一个环节则是：宣布施一公将任清华大学副校长。

这是典型的火线提拔。2014年12月，施一公刚被提拔为清华大学校长助理，时隔半年多，就升为副校长，而且是和重大科研发现同时公布的，这等于给了社会一个明确的信号：你足够牛，清华就给你升官！

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清华的做法代表了教育界的通行做法。学而优则仕，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以施一公的年龄和学术地位，只要有心，未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是完全有可能的。一位顶尖科学家成为一所顶级学校的管理者，无论对学校师生还是科学家本身，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在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下，又是顺理成章的事。想象力在高校科研领域的“有用”属性，就表现为升官。

施一公在清华校长路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名叫薛其坤，中国顶尖的量子物理学家。他和施一公的求学及科研之路极为相似，也是在中国接受了本科之前的基础教育，留学并取得一定成绩后回国任教，在专业领域做出了诺贝尔奖级别的贡献（科学界都这么说），并在做出贡献后很短时间晋升为清华副校长。

施一公和薛其坤两位教授的经历，完美诠释了本文的几个论点：

1.东亚国家的应试教育不一定会磨灭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2.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缺失，不能作为攻击中式教育的理由（施、薛二位都有可能在近年拿到诺贝尔奖）

3.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人的想象力最终都会顺着结果导向的路径，走到最实用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