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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的“源”在哪里?

2015-9-21 18:29 2210

[摘要]当今之世,不见张謇式的士君子再造“桃花源”自治秩序,却来争夺“桃花源”归属地,可谓“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换成大白话,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作者:吴钩(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历史研究者)

【“桃花源”原型】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晋时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这处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到底在哪里呢?一直争个不休。据说重庆、江苏、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现在都在争“桃花源”归属地。

不妨坦率地指出,这些地方争“桃花源”,显然不是源于做学问的考据热情,也未必是出于对陶渊明这位古代隐逸的景仰,无非是想争到一块正宗“桃花源”的牌子,吸引游客前往旅游,以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与政府财税收入。不能说发展旅游业有什么不对,只是,这么多地方争夺一个连陶渊明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的世外之地,跟争“孙悟空故里”一样,多少显得有些滑稽罢了。

“桃花源”是陶渊明塑造出来的一个微小型“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中,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象征着将国家权力区隔在外;而远离国家权力的桃花源人,通过自治建立起“怡然自乐”的治理秩序。这样一个被陶渊明命名为“桃花源”的与世隔绝之地,可能只存在于陶渊明的理想中。换言之,世上并没有一个“桃花源”。

不过,“桃花源”也并非隐逸文人全然凭空想象的产物,它应当有原型,陶渊明是参照这一原型来塑造“桃花源”的。

上世纪30年代,历史学界大咖陈寅恪先生曾在《清华学报》发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提出《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桃花源”的原型就是魏晋—南北朝时北方普遍存在的坞堡组织。魏晋之世,北方战乱频仍,为了在乱世中生存下来,许多地方豪强、豪族领袖都组织当地居民或迁入山林,或据山川形要,结成坞堡。“《桃花源记》为描写当时坞堡之生活,而加以理想化者,非全无根据之文也。”

后来,另一位历史学界大咖唐长孺先生又撰文质疑了陈寅恪的考证,认为汉末南方社会的宗部组织才是“桃花源”的原型。东汉末年,政府昏暗,赋役繁重,江西鄱阳一带的农民为逃避赋役,逃亡于山林川泽,结成氏族公社性质的宗部组织。“陶渊明既然祖籍鄱阳,迁居的浔阳亦距离不远,故老流传,应熟知旧事,而且东晋以来逃避赋役而入山的事仍然在继续”,因此,他“会很自然地与他自己的见闻结合起来,写成《桃花源记》”。

“桃花源”的蓝本到底是北方坞堡,还是南方宗部,史无定论。但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必有所本,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学界对“桃花源”原型的争论,是不是跟今天很多地方对“桃花源”归属地的争夺一样无聊呢?当然不是。争夺归属地,无非是为了“山寨”出一个挂名“桃花源”的旅游景区;探讨原型,则有助于我们理解“桃花源”到底从哪而来,又当如何重建“桃花源”式的治理秩序。

【无终山都邑】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桃花源”原型为魏晋坞堡,在北方出现的所有坞堡中,有一个“无终山都邑”,很可能便是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的直接参照物。据《三国志·魏书》,东汉末年,儒士田畴为避战乱与政治迫害,“率宗人避难于无终山,北拒卢龙,南守要害,清静隐约,耕而后食,人民化从,咸共资奉”。田畴所建立的这处堡坞,就是“无终山都邑”。

“无终山都邑”的形成,很有意思,值得分析。让我先来引述《魏书·田畴传》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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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畴,字子泰,右北平无终人也。好读书,善击剑。……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遂人徐无山(即无终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

皆曰:“善。”同佥推畴。

畴曰:“今来在此,非苟安而已,将图大事,复怨雪耻。窃恐未得其志,而轻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时,无深计远虑。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

皆曰:“可。”

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袁绍数遣使招命,又即授将军印,因安辑所统,畴皆拒不受。绍死,其子尚又辟焉,畴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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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段文字简略的记载,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终山都邑”是自发形成的,原来只是田畴带着族人避世于此,后来,“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形成一个相当繁华的都邑。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后世那些以强力绑架人民参与的巨型“乌托邦”实验区分开来。

其次,“无终山都邑”也是作为士君子的田畴有意识地自觉构建的结果。当归依的人越来越多之后,田畴跟众父老商议说:“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畴有愚计,愿与诸君共施之,可乎?”显然,田畴意识到,治理一个共同体需要秩序与权威,因此,应当与众父老推选出领袖,组成“政府”,并立法施行。

众父老都表示同意,并推举田畴为都邑之主。田畴的领袖地位,既来自他作为“无终山都邑”创建者的自发性权威,也来自众父老的授权,经过了一个民主选举的程序。

当选为都邑之主之后,田畴征得众父老的同意,开始立法制礼,包括制订刑法:“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制订民法:“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可以推断,田畴所立之法、所制之礼,不会是凭空设想,肯定是基于传统的礼法积累。田畴又建立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通过田畴有意识的构建,“无终山都邑”形成了优良的治理秩序:“至道不拾遗。”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无终山都邑”的公共治理是自治的,官方始终没有参与进来,袁绍父子都想辟田畴为官,但田畴都拒绝了。这一自治性质,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社会是一致的。

写《桃花源记》的陶渊明比田畴晚出生一百多年,但田畴建立的“无终山都邑”让陶渊明深为向往,他曾千里迢迢跑到无终山一游,并写了一首诗来抒发思古之幽情:“辞家夙严驾,当往至无终。问君今何行?非商复非戎。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当陶渊明在文字世界中搭建一个叫做“桃花源”的“乌托邦”时,他不可能不会想到深深向往的“无终山都邑”。

【张謇的自治计划】

不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丝毫不涉一个共同体的秩序构建过程,只泛泛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倒是他对“桃花源”的描述,让人不由想起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问题是,这种“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的无政府状态与“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子化生存,能不能形成优良的治理秩序呢?很可能连一场大暴雨都抵御不了。陶渊明虽然羡慕田畴,但两者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田畴是士族领袖,儒家士大夫,有入世的抱负,也有组织共同体的权威与能力;陶渊明只是一介隐士,追求的是个性自由,小清新一枚。他可以运用浪漫的想象描述“桃花源”的“怡然自乐”秩序,却没有能力解释一个共同体如何建构“怡然自乐”秩序的公共治理机制。

怪不得宋代有一位叫王令的士大夫,要在他的《桃源行送张颉仲举归武陵》诗中提出一连串诘问:“桃花源”这地方,“上无君兮孰主?下无令兮孰随?身群居而孰法?子娶嫁而孰媒?既弃此而不用,何久保而弗离?”这些问题,估计小清新的陶渊明是回答不了的,而士族领袖田畴则交出了他的答卷。

也正因为如此,陶渊明讲述的“桃花源”显得非常不真实——跟我们读《魏书?田畴传》的感受完全不同,以致唐代时,很多文人与诗人都将“桃花源”当成了不存在于人间的仙境。到了宋代,士大夫才将“桃花源”拉回人间,认为“桃花源”是逃避战乱的先民建造出来的。

既然“桃花源”在人世,那么它便是可以构建的——跟田畴建立“无终山都邑”一样。后世真的有士大夫以田畴为典范,尝试创建一个“无终山都邑”式的人间桃花源。这个人就是晚清的大绅商张謇。

张謇不仅是一名实业家,更是一位领导社会建设的领袖,毕生致力于家乡南通的社会自治实验。1921年,他在《呈报南通地方自治第二十五年报告会筹备处成立文》上自述:“窃謇抱村落主义,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始发生于謇兄弟二人,后由各朋好之赞助,次第兴办,粗具规模。”按张謇雄心勃勃的规划与实践,南通的社会自治事业包括:发展作为“自治之本”的实业,实业利润用于地方公益与公共治理;建立一个涵盖了博物苑、图书馆、剧场、阅报社、公共体育场、医院、医学堂、新市场、公园、“恤嫠、保节、育婴”公益组织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设置议事会、市会、警察、民团、改良监狱、罪犯习艺所等公共治理机构;培育乡亲的“民治精神”……这一切,均不假之于官,全由社会达贤主持。可以这么说,南通自治计划便是“无终山都邑”的升级版,“桃花源”的路线图。

事实上,张謇在南通展开的社会自治事业,不仅汲取了当时西方与日本的自治经验,也从“无终山都邑”历史与“桃花源”理想中获得灵感。幼年时听过张謇训导的南通人秦延海说,张謇仰慕的就是“桃花源”的世界和田畴的都邑。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中,有一块张氏手书的匾额“慕畴堂”,这里的“畴”即指田畴。张謇规划的南通新商业区,主干道命名曰“桃坞路”,“桃坞”即桃花源。说明张謇确实是将他的南通自治事业当成“无终山都邑”与“桃花源”的再造工程。

从田畴的“无终山都邑”,到张謇的南通自治计划,显示出中国士君子经营的“桃花源”并非欧陆哲人王凭空设想、设计出来的那种“乌托邦”,而是确实存在过的社会自治样本。“桃花源”的“源”在哪里?就在士君子重建社会的抱负与行动中。

当今之世,不见张謇式的士君子再造“桃花源”自治秩序,却来争夺“桃花源”归属地,可谓“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换成大白话,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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