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越来越脆弱？

　　与潜伏野兽的原始森林相比，当代社会显得更加危险，城市中急速行驶的汽车、暴露的钢筋水泥、高层平台，似乎都会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危险。此时家长便想要用尽全力确保孩子的安全，在保全身体之外，家长也要与孩子结盟，共同对抗愈加激烈的社会竞争。在家长的大包大揽之下，孩子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们将社交媒体作为情绪的出口，网络消耗的时间和注意力使他们不再叛逆。被称为“蜜罐里长大”的这一代人，得到了舒适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却也失去了自由玩耍的童年，取而代之的是快速内卷的学业竞赛。

　　显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美国的两位学者在《娇惯的心灵》中分析的教育情况也是如此，“焦虑铸就的保护罩”也在困扰着大洋彼岸的父母和孩子们。本文节选的部分内容，试图解释当今的孩子们焦虑、抑郁的心理成因，这是家庭、社会、以及人类技术进步共同造成的结果。

　　01

　　互联网世代

　　"这对我们孩子的大脑会造成什么, 只有老天知道。"

　　《互联网世代》 是一本出版于 2017 年的著作, 该书的作者简·特温格, 是任教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一位社会心理学家, 她在书中为我们展示出一幅细致入微的图景, 呈现了当代青少年和大学生的行为、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在她的笔下, 千禧世代之后的美国青少年被称为 “ iGen” ( 构词如同 iPhone), 也就是“internet Generation” (互联网世代)的缩写，因为他们是破天荒的第一代，成长于互联网触手可及的环境中。[有些人使用了 “Z 世代” (Generation Z)这个词。] 无可否认, 千禧世代一开始的孩子们, 也就是那些出生在 1982 年的年轻人,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 家里已经用上了康柏 (Compaq) 电脑,他们在家用电脑上开始用网景浏览器 (Netscape) 和远景搜索 (AltaVista) 来下载音乐、搜索黄页地图了, 但问题是, 搜索引擎并不会改变社会关系——而社交媒体却会。

　　找到一个时间分水岭, 以此划分出不同的代际, 从来都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年轻人的心理肖像, 特温格确定了1994 年这个时间坐标系, 以之为千禧世代出生的最后一个年份, 认为从 1995 年开始, 出生的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孩子。从千禧世代到互联网世代, 青少年对心理态度和特征的自我描述存在着代际间的断裂,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可追溯至 2006 年, 也就是互联网世代的头生子长到 11 岁的那一年, “脸书” 改变了用户注册的要求。注册时, 你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在校的大学生; 现在, 任何一位年满 13 岁的青少年——或者实际年龄不足, 但声称自己年满13岁的孩子, 都可以加入“脸书”。

　　但“脸书”以及其他社交媒体的平台开始并未吸引太多的中学生, 一直到 iPhone 于 2007 年问世, 然后短短数年风靡全美。因此, 对于这段从 2007 年起至 2012 年前后的时间, 我们不妨理解为一个短暂的变革期, 在这五年间, 美国普通青少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交媒体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十岁出头的青少年就开始使用Twitter、Tumblr、Instagram、Snapchat等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

　　《黑镜》

　　年复一年, 这些公司越来越擅长抓住并留住顾客的“眼球” ———此处借用了他们业内人士的说法。社交媒体可以使人愈发沉溺其中,无法自拔。2017 年,“脸书”的首任总裁肖恩·帕克接受采访,他对那些初始阶段发展的回顾,读来令人心惊胆战:

　　在开发这些应用时, “脸书” 可以说走在头一个, 所内置的思维过程……说到底不外乎是: “我们如何做, 才能最大限度地消耗你们的时间和注意力, 多多益善?” ……这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时不时地给你一点多巴胺的刺激, 你会看到, 又有人给你的照片点赞了, 又有人给你的帖子评论了, 诸如此类。而这就会让你发布更多的内容, 然后, 你就能获得更多的赞、 更多的评论……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确认的反馈循环……正好是像我这样的黑客所能想到的主意, 因为你正是要利用人类心理的某一弱点。

　　在道出上述一番言论之前, 帕克还说过: “这对我们孩子的大脑会造成什么, 只有老天知道。”简言之, 进入互联网世代之后, 人类的成长就发生了破天荒的变化, 十岁出头的孩子正值塑造品格的人生阶段, 现在他们却沉浸于由社交媒体所编织的社会和商业试验中, 如庞然大物一般, 无处可逃。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特温格的书, 基于她所进行的四项深入调查, 跨度达数十年的周期。其中一项调查是针对大学生群体的, 而另两项则关注更广泛的青少年, 还有一项则扩展至全美的成年人口。《互联网世代》这本书, 包括了作者从上述四个数据库内所绘制的大量图表, 展示出青少年行为和态度自20世纪80或90年代开始发生的诸多变化。看这些图表,图中的曲线基本上波动不大,但到了从2005年至2012年期间,在某个点上,原本水平线上下的线条,突然向上抬头,或者骤然向下俯冲。有些趋势是相当积极的:生在互联网世代,青少年不爱喝酒了,也不怎么抽烟;开车上路时,他们相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就连他们初次性行为的年龄都向后推了。但还有些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有一些甚至让人颇为担忧。特温格以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总结了她在书中的发现:为什么今日的孩子即时互联,但在成长过程中却更少叛逆,更多柔顺,更不快乐——并且对进入成年毫无准备——对于我们来说, 这又意味着什么？

　　02

　　安全主义的诸危险

　　"父母们正在不遗余力,为他们的孩子拔除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钉子，然而,来自父母的过度关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孩子们变得更脆弱。"

　　如果你经常在 “脸书” 上打发时间, 没准就会碰到这样的标题党帖子, 比方说“70 年代孩子早该死光的8条理由”。(理由之一: 草坪飞镖……理由之四: 爱用助晒油, 而不是防晒霜。)我们这辈70年代的孩子,看到此类帖子就喜欢转发,因为我们在嘲弄当今父母们的安全顾虑。借此也可以指出,在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岁月中,没有人系安全带,戴自行车头盔,那年头大部分成年人都抽烟 (孩子在身边也不怕),油漆和汽油都是含铅的,人们会鼓励孩子自己去公园和游乐场,那些随便是谁都能绑走他们的场所。

　　虽然这些帖子难免充满了嘲讽和蔑视的腔调, 但它们还是凸显了在追求儿童安全的道路上某些重大的成绩。安全带的普遍使用, 挽救了许多的生命;自行车头盔降低了脑部创伤的风险;身边有儿童时不吸烟, 有益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无铅油漆和汽油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预防了无数的医疗问题和死亡。综合上述因素, 从1960年到1990年, 统计5至14 岁的儿童, 因意外伤害和事故而致死的人数减少了48%, 而在年龄更小的孩子( 1至4岁) 中, 死亡数则下降了 57%。儿童安全运动的成功, 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代父母常怀安全之忧, 甚至走到了安全主义的极端。毕竟,既然关注重大威胁就能产生这样的红利,那么何不更进一步,让童年尽可能安全,做到万无一失呢?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存在一个大问题, 当我们试图构建完美无缺的安全系统时,我们就会制造出新的、不可预见的问题,这几乎无可避免。比方说,通过救助危难公司来预防金融动荡,可能到不远的将来,就会导致更大规模也更有摧毁力的经济崩盘;为了保护森林,扑灭林中的小火,结果枯木堆积起来,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火灾,即使把此前预防的小型火灾都加在一起,也远不及一场大火烧得干净。安全规则和规程,正如大多数要改变复杂系统的尝试一样,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有些时候,此类非预期的后果会尤其恶劣,导致原本计划中的受益者状况反而每况愈下,还不如啥都不做,顺其自然。

　　我们相信,保护孩子远离环境危害或交通事故,这样的举措当然是对孩子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铅,或者吸二手烟,显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遭遇到车祸,却没有系安全带, 当然也不会让孩子们在以后撞车时变得更皮实。但很多时候,为了保护孩子远离危险,所选择的方式却会阻止他们获得经验,比如步行上学、爬树或使用剪刀。而这样的努力是不同的。保护会付出代价, 孩子们因此错失了习得技能、学会独立或者进行风险评估的机会。(就是让他们待在室内, 也会增加肥胖症的风险。)斯科纳兹一句话道出真相: “这种认为‘一切都很危险’的三观有问题,因为过度保护本身就是危险的。”

　　我见过好多家长, 他们不准自己 17 岁的孩子独自乘坐地铁。于是我就问他们: “你们对女儿有什么长远之计吗?” ……我周围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我发现孩子们不敢孤身走在人行道上。他们不喜欢一个人去散步,也不喜欢骑着自行车去兜风。要说原因,大概是他们被彻底养成了这副模样, 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坏人绑架。

　　《三十而已》

　　正如塔勒布在 《反脆弱》 (Antifragile) 一书中所揭示的, 为我们的孩子罩上保护之盾, 我们这么做, 反而会在无意间阻碍他们的成长, 剥夺他们所必需的人生经验, 似乎舍此就无法使他们变成有所作为的大人模样。15 年来,记者哈拉·埃斯特洛夫·马兰诺一直在发声, 呼吁人们警惕这一趋势。“父母们正在不遗余力,为他们的孩子拔除生活中可能碰到的钉子,” 她说,“然而,来自父母的过度关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 就是孩子们变得更脆弱。”某种程度上,大多数家长对此心知肚明, 但他们仍会盘旋在孩子周围,一眼不错地保护着他们。

　　安全主义文化的生成, 这锅不能全由个体家长来背。归根结底,为人父母者过犹不及的育儿以及安全主义, 都是“进步所导致的问题”,在本书的导言中, 我们曾提过这个概念。谢天谢地,一家人通常要有五个或者更多的子女, 难免其中一个或者好几个要早夭, 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当国家实现物质繁荣, 妇女获得教育平等, 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 有渠道享用良好的医疗和避孕工具时, 出生率就会大幅下降, 大多数夫妇都只有一两个孩子。他们也因此投入更多的时间, 来照看这些数量更少却也更加健康的孩子们。

　　事实便是, 尽管较之于1965年,今天的母亲们生育的孩子更少,外出工作的时间大幅增多, 但她们用来照顾孩子的总时间却更多了。父亲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就增幅而论,甚至还更大。父母花时间陪孩子,通常而言是件好事, 但问题在于, 严密监管和保护往往过犹不及,太多就会变形为安全主义。孩童们就其天性来说是反脆弱的,但一旦为安全主义所攻克,就会成长为更脆弱也更焦虑的忧伤青年,也因此更容易接受“人本脆弱”的谬论:凡是伤害, 只会让你更脆弱。

　　03

　　自由玩耍的衰落

　　"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 多少剂量的恐惧才是恰当的。"

　　彼得·格雷是游戏研究的权威专家, 他将 “自由玩耍”定义为“这样一种活动, 由参与者自由选择并自由导演, 且纯粹是为玩而玩,而非有意去追求可以同活动本身区分开来的目标”。钢琴课和足球训练不能算作是自由玩耍,但随意地弹弄钢琴,或者临时起意来踢一场足球比赛,却属于自由玩耍。格雷和其他研究者都注意到,并非所有的游戏都相同。同伙伴们一起,在户外追逐打闹,这种让身体动起来的自由玩耍,就是一种关键的游戏方式, 是我们进化而成的大脑所“期待”的活动。而且据孩子们讲, 这也正好是他们最喜欢的玩耍方式。

　　格雷指出,在户外自由玩耍时,孩童们总是会搞出一些危险举动或有风险的行为, 比如他们会上墙、爬树,或者从楼梯和栏杆上滑到地面:他们似乎给自己配置了一定剂量的适度恐惧, 好像是在有意识地学习, 在自身行为导致身陷某种危险处境后, 要如何应对身体和情绪上的挑战……所有此类活动都充满乐趣, 原因在于它们有着恰到好处的惊险。如果引发的恐惧微不足道, 那么活动就会显得沉闷无聊; 反之, 若是引发的恐惧过多, 它就不再是游戏, 而成为恐怖事件了。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 多少剂量的恐惧才是恰当的。

　　《以家人之名》

　　遗憾的是, 在美国儿童的生活中, 户外身体游戏恰恰是衰退最多的一类活动。同此前数代人相比, 互联网世代的孩子很难拥有在无人监管的条件下自由玩耍的体验, 但这恰恰是格雷认为最有价值的活动形式。一步接着一步, 孩子们被剥夺了 “以身试险” 的机会。互联网世代非但未能享受那些恰到好处的风险, 较之于前辈的同龄人, 他们更愿意躲避风险。根据特温格的研究, 向受访者提出如下命题, “在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时, 我能感受到真实的兴奋”, 孩子们的回应表现出一目了然的变化。

　　从 1994 年到 2010 年, 就此命题表示同意的青少年保持着稳定的百分比, 始终在 50%出头。然而随着互联网世代的孩子被纳入受访样本, 同意的比例就开始下降, 到了 2015 年跌至 43%。如果互联网世代的孩子被剥夺了以身试险的经验, 也因此变得更加厌恶风险, 那么在他们眼中, 到底什么是困难或威胁, 这一代人很可能会降低判断标准。在他们看来, 很多日常生活的任务却成为超出能力范围的挑战, 无法自行处理, 必须要靠成年人施以援手。如此一来, 当互联网世代的青少年进入大学, 学生的焦虑程度和抑郁率就会开始急剧增加和升高, 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04

　　履历的军备竞赛

　　"拥有更多, 唯一的意义就是超过其他每个人。没有哪个国家非得要20000颗核弹头, 除非别国有19000颗。"

　　想要进入美国的顶尖大学, 竞争是越来越残酷了。以耶鲁大学为例, 20 世纪 80、 90 年代, 耶鲁的录取率始终保持在 20%上下。而到了 2003 年, 录取率下降至 11%, 2017 年甚至只有 7%。这一切也就因此合乎情理, 父母要同子女通力合作, 帮助小孩子选择课外活动,且多多益善,把简历塞得越满越好。这就是威廉·德雷谢维奇，这位此前曾担任耶鲁大学英文教授的全职作家所说的“履历的军备竞赛”。

　　任何家庭, 若不齐心协力加入这场游戏, 他们的孩子就会落入不利的境地。在 《优秀的绵羊》 这本书中, 德雷谢维奇曾这样写道: “拥有更多, 唯一的意义就是超过其他每个人。没有哪个国家非得要20000颗核弹头, 除非别国有19000颗。同样, 没有哪个孩子必须要参加 11 项课外活动, 想一想, 要这么多到底能有什么用? ——除非已经有学生参加了10 项。”

　　《三十而已》

　　残酷的竞争当前, 某些社交圈里的父母表现出一种恐慌感, 紧跟着孩子的成绩, 甚至从初中阶段就寝食难安——好像少拿一个“A”,就会影响孩子的一辈子。 通常来说, 很明显这是小题大做的一个例子, 但在某些竞争高度激烈的学区内, 这么想也并非全然捕风捉影。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就说过: “假设这是数学课。如果他们在六年级的数学课上拿不到‘A’,就意味着他们赶不上趟, 到中学后就无法进入数学的第一方阵, 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进不去斯坦福大学。”

　　所以我们已见怪不怪了, 这么多家长守在孩子身边, 眼睛不眨地监督他们,并不只是为了人身安全,还要确保孩子们做好功课, 认真准备考试。有些父母可能会认为, 不计代价, 让他们的孩子竭尽所能, 在进阶课程中取得成功, 这么做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坚毅”(grit)。但是,“人们常常会误解坚毅, 把它当作无需热情的耐性, 这是可悲的”,《坚毅》一书的作者安吉拉·达克沃思告诉我们,“坚持不懈,却没有热情,这纯粹是在服苦役。”这位心理学教授期待年轻人“全身心投入, 追求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内在满足的事业”。

　　但问题在于,当前的大学录取程序,使中学生很难享受校园乐趣,更奢谈追求内在满足。这一过程 “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让他们身陷于竞争的狂热”,同时也“伤害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如是说,他曾著有《大学并不决定你的人生: 大学竞争狂热的一剂解药》一书。

　　要证明这一点,只需关注一下竞争残酷的中学里接二连三的学生自杀事件, 如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和波士顿郊区的悲剧,《大西洋月刊》和《纽约时报》对此都做过深度报道。根据2015年的一项调查,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高中, 95% 的受访学生表示,他们对课程感到“压力很大”甚至“压力极大”。

　　而在 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得出结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 十来岁青少年的自杀率高出全国平均数据的 4 倍。但正是这些富裕的、 充满高度竞争的精英学区, 给美国顶尖大学输送了最大部分的生源。“学生在学业上准备好了, 但如何应对日复一日的生活, 他们压根没有做好准备,”格雷如是说,“这种状况要归因于他们缺乏处理日常问题的机会”一个悖论发生在美国中上阶层的生活之中: 为了帮助子女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家长和学校必须去做一些事 而一旦孩子们开始读大学,这些事却反过来变成制约他们成长的因素。

　　本文节选自

　　书名：《娇惯的心灵》

　　作者: [美] 格雷格·卢金诺夫 / [美] 乔纳森·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