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有感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很意外。这个意外是因为我对莫言的作品基本没有了解，对于他的作品所揭示的所体现的思想没有了解。但是这几天看莫言自己的谈话，觉得他对中国传统文学思想是一个突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但合理而且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思维的日后深刻变化都有重要的意义。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写作是有很大压力的。这个压力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的要求。作为文学，他的目的不是为单纯的政治服务，而是在于揭示人性。人性中有两重性，即善与恶。这个善与恶不是政治和经济所能完全可以统御的，这一点无疑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正是这个根的坚守，才会让中国文学与世界接轨。即便是这样的价值观也向普世价值迈进了具有突破历史和传统意义的一步。而且他的书能够出版发行并有一定数量的读者，并被中国官方评选机构认定（获得矛盾文学奖），说明中国人的思想在开始向更深层进步。这是中国文学的殊荣。
　　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还只停留在人性阐发的层面还不够。人只是宇宙的一个属，人性本身具有巨大的矛盾性是先验的是与生俱来的，而克服人性本身的矛盾性不能以人性作为标准。人类必须把自身置于更大的范围而不只是人伦世界才会找到无限的普遍性原则，只有找到这个无限的普遍性原则才会克服人自身的矛盾，才会在这个无限普遍性原则的根本上与宇宙和睦相处，世界各国只有建立在同一的无限普遍性原则的信仰基础之上才会消除战争，人类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永久和平。
　　这个文学奖是对莫言之文学对于政治的超越的世界性认同，也是世界对于中国思想向更深层次进发的认同和接受甚至是对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中国进步思想的肯定和鼓励，虽然他目前还不是主流，但是他代表着中国思想信仰未来发展的方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个契机有助于中国文学注重人性和普世价值，有助于更加坚定中国独立作家对于这个文学方向的坚持，有助于中国人确立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有助于提高我们国民的思想信仰之素质。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远远比唱红歌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要大的多。精英政治和全民政治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寄望型，后者是思考型。以后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制度也好，政策内容也好就会较大程度上克服精英政治的局限，其民主政治才会比较彻底和持久，其利就大于弊。换句话说，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全民的判断，全民的判断的基础在于普遍深刻系统的信仰和价值观和科学的思维。
　　之前我在我的文章中提到，中国必将迎来一次深刻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变革，这个变革会奠定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更为深刻普遍的基础。这一次的变革会堪比春秋之百家争鸣的规模和力度，需接近西方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更会超过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只有通过这个深刻的思想运动，才会让中国人在伦理道德，政治体制和模式，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具有自己的坚实的根基，思维才会更具有独立性和系统性，如此才会拥有强大持续的内在动力，才会真正获得世界普遍的价值认同和尊重。
　　儒家思想在一定范围之内是有价值的，但作为一国和人类立足于世界的根本信仰，那他就有巨大的局限性。道家思想相对与儒家思想其本体性更强，方向性更好，但是他是朴素的，理路没有展开，其技术性较差，所以对于指引平常百姓的具体生活而言他就没有儒家那般具体和具有可操作的现实性。如果中国人有一位如亚里斯多德那样的大家能对有对道家的本体给以系统逻辑的展开，让他有相对具体的理路，那么道家的正面意义远比儒家强，中国的封建社会就不会在那个怪圈里循环2000年。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论点，这个提法需要分析理解。所谓主人，就是按照天道意志并把天道之意志作为人类意志且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以前两个意志作为基础的个人意志的人。普通百姓只是在实践的层面上是历史的主人，但是在追根问底即悟到宇宙根本的层面上（绝对理性和信仰的发现层面）就不是主人，就只能是庸人和后知后觉者的实践者。只有那些如耶稣，释迦摩尼，默罕默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老子等圣人才是历史的主人，世界的运行就是按照他们感悟和论证的的天道的本体和轨迹运行。至于法家，那更是在具体层面的技术，更不能作为一个民族的信仰。通过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国人的思想水平有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具有的相对深刻的理论基础，加上改革开放后与外部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中国人现在比任何时代都具有提升民族思维素质的基本条件，这个基础之上重新建构一个具有更为深刻和根本普遍的系统的信仰价值体系的时代到来就是自然而然。我们或许有幸能在这个有生之年看到这个巨大的变化。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过的好，我们这个民族会比历史上任何时代过得幸福。
　　经常一见面很多人都在埋怨共产党的腐败现象严重。这不只是一个党的问题，也是全民的问题。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定有其全民基础。这个观点不见得有很多人同意。不是说腐败就是对的，而是说我们讲的这个腐败一方面与全民的信仰和道德基础必然联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伦理政治体制法律精神与其信仰有直接的联系，还与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背景有关，与我们的分配机制有关。解决大面积的腐败不是抓几个人法办就能根本解决的，而必须从系统的层面来解决。其中信仰和思想道德是最根本的一步，这一步需要的是全民的认识和思想水平的提高。说白了就是要解决什么是普天之下都是对错的，什么是阶段性的对错，什么是短暂的对错。文学本身对于这个信仰和价值观的推动建立有强大的功但用，但是文学作品在表达思想的过程相对较长和委婉，比较偏百姓化，这虽然有助于大众思想的觉悟，但是不直接，不精炼，不系统，所以中国需要一位或者一批有勇气有担当的大哲人来完成思想本体的新的更为普遍深刻系统的论述的如《道德经》般的哲学巨著或对基督教佛教的义理深刻阐述来唤醒因改革开放的美酒醉得歪歪倒倒的中国人的觉悟。
　　但愿莫言的获奖能带动国人深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