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地上冒出来的吗？不是；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社会实践中来。”
　　那么，他老人家的这个关于“人的正确思想”的思想，正确不正确呢？他老人家的这个教导，我们该不该遵从呢？
　　我想，他老人家的这个思想，不是很正确；所以，他老人家的这个教导，我们不应该遵从。
　　有一个典故，说的是：有一群人，在沙漠旅行，口干舌燥，没有水喝。虽然几次看到前面有水，可几次都被证实，那些都不过是海市蜃楼。于是，“聪明”的人们便绝了望，再也不相信前面会有水，只有一个大家都认为脑袋不怎么灵光的人，却一如既往地在心里充满着希望：只要看到前面有水，他就要兴奋地往那里赶，而不管那里是不是海市蜃楼。结果，只有这个脑袋不怎么灵光的人，最后喝到了水，走出了沙漠；其他的所谓“聪明”的人们，因为心中没有希望，腿上就没有力量，就都渴死在沙漠里了。
　　还有一个寓言，说的是：面对同一只老虎，小孩子说：“一只花猫，好大的花猫。”妈妈说：“那是老虎，要吃人的。”生物学家说：“食物链的一环，最高阶段。”动物保护者说：“濒危物种，一级保护动物。”画家说：“刚毅孤傲，风骨之美。”
　　在典故中，同一种产生思想的社会实践，却产生了两种思想：一种错误的、导致人们渴死在沙漠里的思想；一种正确的、使人们活着走出沙漠的思想。那么，为什么同一种社会实践，可以产生两种思想呢？那是因为，同一种社会实践，是由具有不同头脑的两种人参加的；是由于有了两种不同的头脑，才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思想。
　　而在寓言中，同样是由于各人的头脑不同，所以，在面对同一个社会实践（客观对象）时，各人的思想也不相同。
　　其实，人的思想，是人的大脑与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人的大脑对社会实践的反应。而社会实践是客观的、既定的，人的大脑却是主观的、随机的，所以，思想的正确与否，取决于人的大脑，取决于人的大脑对社会实践如何反应：大脑的反应正确，思想就正确；大脑的反应错误，思想就错误。
　　那么，大脑又如何反应正确？又如何反应错误呢？
　　这就要看大脑的组成结构及其作用机理了。
　　大凡中国人，只要他有一定的政治素质，他就知道：“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当然，他也知道，在如今的中国知识界，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普世价值”。
　　人是靠大脑思考的，那么，大脑就是人的思想的基础。何以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普世价值”来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呢？
　　在这里，我们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我们思想的“基础”，而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前面多出了一个“指导”，后面多出了一个“理论”。
　　一个“指导”和一个“理论”，说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基础”是一种形而上，是虚的；而人的大脑这个“基础”才是一种形而下，是实的。
　　这就是说，人们的思想，其实要有两个“基础”：一个实的，一个虚的。就象电脑有“硬件”（实的），也有“软件”（虚的）一样，人的大脑也要有“硬件”和“软件”。
　　那么，何谓大脑的“硬件”和“软件”呢？爹妈生下的血肉之脑，就是“硬件”；而爹妈、老师、其他尊长的教养、自己在社会实践中得来的生活经验，就是“软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头脑中的“软件”；“普世价值”，就是中国知识界大佬们头脑中的“软件”。
　　人的头脑中的“软件”，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只不过这种思想是过去式的、先天性的；而不是进行式的、当时性的。她不是我们现在的思想，而是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是我们现在的思想基础之一。这种思想象电脑软件可以额外编制而装入电脑一样，可以在我们现在的大脑之外额外编制而装入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装入这种思想（即“软件”）的过程，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
　　有“硬件”，有“软件”，那么，社会实践作用于人的大脑，就近似于人的指头作用于电脑键盘。人的指头作用于电脑键盘，电脑就会通过相应的软件程序作出相对的反应，从而得出一种计算结果；社会实践这种“指头”作用于人的大脑，人的大脑也会象电脑一样，通过相应的“软件”程序作出反应，从而产生一种思想。那么，要想人的思想正确，就必须人的大脑中固有的“硬件”强悍，“软件”正确。
　　我们的大脑“硬件”是爹妈给的，无法更换。那么，我们能确定我们大脑中的“软件”是正确的吗？什么样的大脑“软件”又才是正确的呢？
　　因为大脑的“软件”是针对社会实践而发生作用的，所以她必须适应社会实践。只有能够充分适应社会实践，大脑的“软件”才能够产生正确思想；也只有能够充分适应社会实践，大脑的“软件”才算正确。所以，要弄清楚什么样的大脑“软件”是正确的，就必须先弄清楚社会实践是怎么作用于人的大脑的，要先弄清楚人的大脑怎么才能充分适应社会实践。
　　在前面的典故中，我们发现，社会实践是一种时间性的，程序性的作用。我们先是看到了海市蜃楼，并没有看到真正的水源。但是，真正的水源并不是不存在，而只是没有及时地显现在我们面前。而后来她显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的一些人又由于已经产生了错误的思想，而把她当成了海市蜃楼。这就是悲剧的所在——悲剧就在于海市蜃楼为“阳”，真正的水源为“阴”，而我们只看到了“阳”，却没有看到“阴”。
　　在前面的寓言中，我们又发现，社会实践是一种空间性的，立体性的作用。我们的一些人由于角度不同，而看到了她的不同的侧面。那么，相对不同的人，她的不同的侧面就为“阳”，而另外一些侧面就为“阴”。虽然这个寓言中没有悲剧，但是，只要我们大家都坚持只见其“阳”，而不见其“阴”，相信悲剧就一定离大家不远。
　　所以，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感知其“阳”，追索其“阴”，只有“阴”“阳”同视，才能产生正确的思想。我们的大脑“软件”，就一定要有“阴”“阳”同视的本事，才能算是正确的。
　　那么，什么是“阴”“阳”呢？
　　所谓“阴”“阳”，就是把我们的感觉，以及感觉的对象进行划分，我们相对很关注的感觉，或者我们对其感觉相对很多的对象，就为“阳”；我们相对不关注的感觉，或者我们对其感觉相对不多的对象，就为“阴”。
　　比如说，因为我们的眼睛长在头部，对上方的感觉相对较多，对下方的感觉相对较少，所以，我们就以上为“阳”，以下为“阴”；我们右臂的力量一般较左臂的力量大，右臂总是做主要工作，左臂总是做辅助工作，因而我们对右臂的关注相对比对左臂的关注大，所以，我们就以右为“阳”，以左为“阴”。
　　“阴阳”这个概念，是我们华夏文化所特有的概念。她的被创造，从客观上说，是客观决定主观的结果，是客观规律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定了我们的主观发挥；从主观上说，她又是我们华夏祖先独有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阴阳”概念的创造，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祖先要给我们的大脑装上一个“软件”，好让我们使用这个“软件”去应对社会实践。
　　为什么“阴阳”概念的“阴”在前面，“阳”在后面呢？这绝不是为了音韵的和谐，不是为了读起来顺口，而是为了强调“阴”比“阳”更重要。因为“阳”是我们已经感觉到的，或者是我们已经很重视的，她不会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溜掉，不会让我们没有反应；而“阴”则是我们相对还没有感觉到的，或者是我们感觉到了但相对还是不很重视的，她很容易逃过我们的感觉，让我们没有反应，而她又是我们的社会实践中的一个方面，是客观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对她没有反应，那我们的思想就绝对不正确。
　　所以，我们要想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正确的思想，就要以“阳”为坐标、为基础，而借助于“阳”，去体察于“阴”；就要见“阳”思“阴”，转“阴”为“阳”。这样才能让我们全面、准确地认识事物，使我们对社会实践，对客观事物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反应。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中国制造”，在西方人的表达中就是“制造在中国”，我们中国人的“年/月/日”，在西方人的表达就是“日/月/年”呢？在实际的生活实践中，我们肯定是先看到制造，后看到中国，即制造为“阳”，中国为“阴”；肯定是先感觉到日，后感觉到年，即日为“阳”，年为“阴”。可是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偏偏把“阴”放在前面，把“阳”放在后面，实行重“阴”轻“阳”的语法，这就是为了从语法上强化我们见“阳”思“阴”，转“阴”为“阳”的思维习惯。
　　当然，“阴阳”概念是一种相对性的概念，她的“阴”与“阳”是相对的，她这种大脑“软件”与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相对的。也就是说，她所产生的思想，其正确性也是相对的。因为，只有当“阴”全部转变为“阳”，我们的思想才能够绝对正确。但是，“阴”可不可能全部转变为“阳”呢？不可能。就像我们发现了分子，却不知道分子下面还有原子，发现了原子，却不知道原子下面还有质子中子电子，发现了质子中子电子，却不知道它们的下面还有更小的微细粒子一样，我们永远只能是相对地转“阴”为“阳”，而不可能绝对地转“阴”为“阳”，所以，我们的思想永远地只能相对正确，而不可能绝对正确。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国体被“修理”的同时，大脑“软件”也在不断地被“修理”。
　　现如今，在中华民族大脑“硬盘”上激烈搏杀的“软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普世价值”这两个来自西方的现代货，而她们这两个大脑“软件”又是不断地互“黑”，互不“兼容”。究其原因，虽然她们同样来自西方，都具有“个性”、“民主”的特质，但是，两个“个性”“民主”又有所不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性”“民主”是羊与兔子的“个性”“民主”。羊与兔子的柔弱，迫使她们集群而活，所以她们就强调集体主义。可是，集体需要领导，而领导者不能和大家一样也是柔弱者，这就导致她们的个人崇拜。于是，理想中的集体主义，就变成了实际上的集权主义。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大脑“软件”的国家往往是集权主义国家的原因。而“普世价值”的“个性”“民主”是虎与老鹰的“个性”“民主”。虎与老鹰都是天然的支配者，都是习惯于自由自在的动物，所以，“普世价值”就强调天然的秩序，强调自由主义，强调“天赋人权”。那么，到底哪个“软件”相对正确一些呢？或者哪个“软件”绝对正确？哪个“软件”绝对不正确呢？
　　曾经，“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了中国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证明了她们的“正确”。可是，一场“文革”，搞得她们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虽然侥幸保全了政权，可话语权是怎么也保全不住了，从而导致了“普世价值”的发达。
　　可是，“普世价值”就是“正确”的吗？现如今，人人都在问“这个社会怎么了”？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一句“集权主义是祸根”就能够回答得了的，象“两极分化”，“道德沦丧”，显然不是“集权主义”惹的祸。因为，“集权主义”靠的是弱势者的拥护，而弱势者是最痛恨这两样的，只有信奉“普世价值”的强势者们，才对这两样满不在乎。而且，“普世价值”在中国，根本就是走了样。“普世价值”是强势者的逻辑。强势者对强势者，只有尊重，没有崇拜；只有赞赏，没有吹捧。可是中国的“普世价值”者，对中国的强者，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可以踩在脚下，吐一万口唾沫。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强者”，而且他们还捧着来自西方的“圭臬”，他就是“强者”中的“强者”。他是“强者”他怕谁？而对于来自西方的“三眼蛙”，他都没有看清楚是公还是母，就认定为“二郎神”下凡，赶紧五体投地，顶礼膜拜。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虽然他们穿上了“普世价值”的马甲，但他们内心还是中国人的惶恐与虚弱，在中国人面前他们可以“普世价值”，在西方人面前，他们怎么都“普世价值”不起来，所以，他们就成了邯郸学步，别人的步法没学会，自己的步法倒忘了，就只好象狗一样爬行，还要象狗一样摇尾和犬吠。
　　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好，“普世价值”也好，都是站在一个固定的角度，从一个固定的立场上看问题，都是只见其“阳”，不见其“阴”。所以，她们在某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在其它方面，就未必能够正确了，更不要说完全正确，绝对正确。
　　既然中国的“阴阳”不是绝对正确，西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普世价值”也不是绝对正确，在我们的选项中，就没有一个大脑“软件”是绝对正确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笔者赞同列宁的一句话：“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虽然这里面包含着特别的价值观，但是，她应该也对其他的人群适用。因为她其实也符合“普世价值”的自然主义原则：这是一种崇尚自然，模仿自然的举动。在自然界的生物发展中，有两种遗传方式，一种是无性繁殖的遗传，一种是有性繁殖的遗传。其中无性繁殖是低级的，有性繁殖是高级的。高级的有性繁殖，就是通过不同遗传基因的“兼容”，使后代具有多种应对环境的基因。后代遇到什么样的环境，相应的基因就为显性，而另外的基因就为隐性。这就扩大了后代适应环境，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的生存能力。如果我们能在大脑“软件”上实现不同“软件”的“兼容”，从而使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就用相应的合适的大脑“软件”去应对，那我们的思想不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正确吗？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地上冒出来的吗？不是；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自己大脑“软件”在社会实践中的不断的自我修正中来，只能从自己的大脑“软件”和其他的大脑“软件”的不断“兼容”中来。
　　但是，客观世界的惯性规律，决定了我们的大脑“软件”是有其自我保持的惯性的，决定了她是不会轻易地因为社会实践而自我修正的，也决定了她是很不容易与其他的大脑“软件”“兼容”的。
　　任何事物，一旦在内外条件的作用下产生，就同时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持的能力，这种自我保持的能力，我们就将其称为惯性。
　　任何事物一旦失去了其惯性，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失去了其自身的存在，所以，惯性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属性，是一切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本依据。
　　而人的大脑“软件”，一旦在人的大脑中确立，她也就具有其客观性，也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具有其惯性。她的惯性，就决定了她要自我保持，决定了她会抗拒外来力量对自身的改变，更别谈她自己主动地自我改变了。所以，她是不会轻易地因为社会实践而修改自身的，也是很不容易与其他的大脑“软件”“兼容”的。
　　但是，如果不主动地时刻检讨自己、修改自身，如果不与其他的大脑“软件”“兼容”，那么，自己就不可能永保正确，自己就可能在新的社会实践中碰钉子，栽跟头。所以，大脑“软件”必须自己和自己作斗争，必须主动地克服自己的惯性，去改变自己，重塑自己。
　　这就是事情的难点：为了保持自己，却要改变自己。